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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在报纸 的出版者们谈到他们的职业是，往往流落出“公众获得消息的权利”和“报刊有对于公众的责任” 等词句。这种思想以及又这种思想所产生的报刊经营方式，表现出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有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因为自由主义理论并没有建立起公众有获得消息的权利，也没有要求出版者富有道德责任。在自由主义理论之中，关于出版者地位的最流行的说法要算“华尔街报”汉米尔权的说法了：“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没有给他任何权利，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

理论的简介

可是二十世纪纯自由主义被逐渐的替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关于“社会责任理论”词，我们究竟是解释呢？下文在把这一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相比较时，我们将可以看出它整个的幅度和含义。但是，为了了解我们所正在谈论的酒精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先在这了把这一理论概括地描述一下。这一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有我们政府特权地位的报刊，就对社会承担当代社会的公众通讯工具的莫衷主要职能。在这个范围内，报刊承认它的责任，并且用着这些责任做它的业务政策的基础。自由主义制度就将满足社会的需要。 报刊所不负担责任领域，就必须由其他机构来执行公众通讯工具的主要职能。

社会责任理论一般接受这六项作用。 但是它不满意有些的报刊所有者和从业人员对于这些作用解释，不满意报纸执行这些作用的方式。社会责任理论接受报刊有为政治制度服务，启发公众和保卫个人自由的作用，但是它认为报刊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有缺欠。它承认报刊有为经济制度服务的作用，但是它不愿意把这一任务置于促进民主和启发公众的作用之上。它也接受报刊有供给快乐的作用，但是附有条件，即这种娱乐必须是好的娱乐。它承认报刊作为一个机构需要保持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但是它意味在必要的情况下，某些个别的通讯工具可以不必一定要在市场上寻求出路。

理论的根源

正如自由主义理论是许多观念的综合体一样，新出现的社会责任理论也是从许多人的思想中生长的 出来的。对于这一理论提供过一些组成思想的人们，对于这一整个理论则可能不尽同意。比如，米尔顿对自由主义理论贡献过自我纠正的方法，可是他对整个理论无疑是挑出毛病的。

社会责任理论主要是在传统理论上一个新思想的接枝。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张以后，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它的各种出版物中尽力要使社会责任理论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学说，而不是新闻自由委员会的 “自由和负责的报刊”，以及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他们有的坚持传统，有的则加以反对。不过全体都同意那个综合报告和简要的“原则的概要”。

正在发展中的社会责任理论，象它所逐渐代替的自由主义理论一样，都是英美的概念。大概是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开始在美国出版它的报告的时候，美国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会议下成立的星家委员会也在研究英国报刊的垄断问题，考虑改进英国报业的办法。这个星加委员会的报告可以说支持和补充了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那些著作。

社会责任理论现在主要地仍然是一个理论，寄住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它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指出新闻自由的思想的发展方向，并且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见诸实行了。

在星加委员会的建议下，英国组织了一个报业总理事会，以提倡报刊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服务。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报刊方面的某些成问题的作法，对控诉进行调查，如果控诉不实，也要予以答复。它的公开发行的第一屇年度报告中包括了若干对于别报纸的控诉，以及对整个报业趋势的概述。

在美国，有些报纸的发行人——“米尔基新闻报”， “圣路易邮报”“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衣阿华和明尼苏达的考尔斯系报纸等等——似乎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服务的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电影工业，在自己的规定的制度下，就自己的认识所及为社会利益服务。广播，电视网和站，按照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法律要求，根据他们所认识到的什么社会利益而各尽其责。很多人无疑地会指出，在真正的社会利益和电影，无线电，电视所认为的社会利益之间会有很大的距离。 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就是：电影界的自己的规章和政府的广播规章表现出与报刊传统理论的显著分歧。这些规章对社会责任理论要比自由主义理论接近得多。

当联邦宪法起草人要在宪法上加上修正条款以建立新闻自由原则的时候，他们没有意思加给出版者以某些责任以免得新闻自由。比尔德说过，新闻自由意味着“在新闻栏和社论栏里出现公正或不公正，支持党派或党派，真实或虚伪的权利”，但真是报道同它是很少或没有关系的。1的确，在新联邦共和国初成立时的报刊的特点是党派色彩。某特把十九世纪初期叫做“政党报业的黑暗时代”。对于宪法给予出版者以自由，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由，等下方面讨论到产生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基础的一些前提是，我们再对这一理由作更详尽的探讨。宪法的起草人都是启蒙的先驱，他们关于人性以及人同政府的关系的假想都包含在他们的宪法中。他们相信，报刊必须有自由来作一个反对政府侵犯个人自由的卫士。如果报刊是自由的，人们就愿意说话。的确，他们可能说谎。 但是斯密土所想象的看不见的奇异之手，和米尔顿所看到的自我纠正方法都会使得事情得到纠正。人能在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思想中找出真理，因为人是具有理性的，所以人能够辩识真和假，善和恶。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绝对自由和人性含有报刊的天生解毒剂的乐观想法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开始要求报刊具备一定业务准则。他们威胁着要制订法律（甚至的确制订了一些法案），如果报刊不符合某些准则。出版者们主要是出于自愿，开始吧责任和自由联系起来。他们制定报业道德法规，以关心社会利益——至少如他们所认为的社会利益——的态度来经营报刊。简单地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责任的理论开始发展了，为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先看看它的历史根源，再对他详细地加以考察。

这一理论的技术发展背景

社会责任理论是从好几件事情里面产生出来的。第一就是技术和工业革命，它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改变了美国生活方式，它也影响了报刊本身的性质。第二是各方面的尖锐批评。报刊在日趋扩大和日益重要的过程中，时常受到指责，并且这种批评还以政府管制相威胁。第三是出现了新的知识气候。在这样的气候下，有些人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关于启发作用的基本想法。第四是因为报业吸收了一些有原则的有教养的人，又因为通讯工业反映了美国一般工商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增长，所以报刊的职业精神也有了发展。

技术和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已经对报刊发生了种种影响。工艺的进步使一些旧通讯工具的大小，速度和效能有了增加，并且还产生了新的通讯工具——电影，广播和电视。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广告，它成为报纸，杂志和广播的主要支柱。工业化还带来了都市化，大量人口的集中，使得报纸可能拥有巨大销路。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的增长，大大扩展了报刊的市场。报刊变成一种到处都有的通讯工具了。

报刊也变成了一个为少数拥有者控制的工具。技术的进步使得少数通讯工具可以为广大读者服务。但是要为广大读者服务，就需要具备 设备。因为报刊机构日益庞大，需要巨资，后来者插足通讯工业化越来越困难，并且很多旧人也无法继续经营了。通讯工具的所有权集中到比较少数人的手里。日报的数目日渐减少，各城市的有竞争的报纸的数目也日益减少。五个大出版者拥有杂志发行量和杂志广告费的大部分。另外五家大公司生产几乎是美国人所看的全部电影。两三个广播网实际上包办了全国广播电台的节目。

对报刊的日益增长的批评。

由于报刊变成一个庞大的，到处都有的公众通讯工具，它也成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在1859 年出现了第一本攻击报刊的书。在这以前，自然已经有过对报刊的抨击，但是批评火力的强化，则是二十世纪的事。二十世纪批评的主题就是一下这些：

1. 报刊为它自己的目的使用其巨大的力量。报刊老板特别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传播自己的意见，损害反对的意见。

2. 报刊为大商业效劳，并且有时让广告户控制器编辑方针和编辑内容。

3. 报刊曾对抗社会变革。

4. 报刊的时事报道，时常更多地注意肤浅的和刺激性事件，而不注意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它的文娱材料常常缺之积极的内容。

5. 报刊已经危害了社会道德。

6. 报刊无力地侵犯了个人的私生活。

7. 报刊被一个社会经济阶级一笼统的地说即‘商业街及’——所控制，后来者就无法厕身这一事业。因此，这就为害了自由而公开的思想市场。

这些是对整个报刊的一般控诉，而特别的指责是随着时代和通讯工具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书箱和杂志也许不如其他通讯工具时常被单独提出来。然而有些书，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就时时为道德的败海者，如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平装的廉价书。杂志常常是被包括在对报刊的批评里面了，但是偶然也有一个狙击手向他们的卑劣内容和唯利是图开火。对杂志的最痛切的批评是针对通讯工业的最外层的一些期刊——贩卖色情的杂志和被指责为降低道德标准，煽动青年犯罪滑稽连环图画。

在1911 年，欧文在‘合理尔’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就是许多现代化对报纸的批评的代表。欧文说‘报纸的影响力已经从社会栏转移到新闻栏了，报纸的商业性质，不只是广告，应对它的很多缺点负责；后来者想夸人报业是极端困难的。

由于广告对报纸越来越重要，所以广告被看作是沾污新闻栏和是编辑删掉大广告户所不喜欢的材料的一种恶势力。那就是辛克莱在1919黏在‘资产阶级报刊’——书中和塞尔德斯在1935年在‘新闻自由’——书中所是出的观点。塞尔德斯在四十年代在一个新闻周刊“真相”里面，就采取哪种观点，但是到那时候这种观点已经是不大为人信报了。批评家们承认，作为商人的出版者可能很自然地待有其他商人的态度，并且在报纸的经营中受其影响。在三十年代，作为商人的报纸出版者被包括在对一般商业的攻击之中，并且他们仍然是伊克斯的“美国的贵族院”——书中“报纸贵族”群相的画题，也是象伦德保格的 书中个人画像的画题。在四十年代里，人们所关心的是尽管日报的小鼠超过过去的最高纪录，但是它的种数却反对减少了，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一情形威胁思想的自由传播。

自从二十年代以来，对电影的攻击基本上仍然是：电影败坏道德，电影没有能提高群众爱好的水平。在二十年代电影猛烈的抨击，因为它们充满色情，因为它们的猥亵广告，也因为明星的放荡的行为。电影工业组织了自我约速的机构，并且制定了第一部制片道德法规。以后，批评几门指责电影中的色情和强暴，对美国生活的歪曲，以及情节的幼稚。

在1938年7月，司法部对几个大影片公司起诉，理由是它们从事垄断活动，对影片的制造，发行和上演进行非法的商业限制。

对广播和电视的批评，也属于这一类型，有些批评是针对两三个大广播网控制了广播节目。一个共同的指责是：广播节目不是取决于广播网，而是取决于广告户籍其代理人，他们安排好上演节目，组织好演员购买过广播时间，然后连同他们的讨人嫌的商业材料一起播送。另一个指责是；电台没有发展本地的人才，没有讨论本地的问题等等；相反的，它的变成了大广播网的传声筒。还有一个常见的职责是；听众对节目的选择徒有其名；他在一个特定时间里，不能对文教节目和闹剧节目有所选择，而只能对两个相似的闹剧任选一个。批评家们还指出，娱乐节目远远超过严肃的节目，而且娱乐节目都是低级趣味的。其他批评家们指责说，在讨论社会事件时，广播和电视过多地保守的评论员，而规避真正的健康的论战。电视还有一个缺点；它的节目中犯罪和强暴所占的比重极大。

新理论的知识气候

一个时代的精神是有在社会的知识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而来的，并且这个世界观影响着道德，宗教和科学等领域中的思想类型。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曾是英语启蒙时期的世界观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牛顿的世界运动说（世界按照不变的自然法则有九运动着）；洛克的自然权利哲学（自由是与生俱来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古典经济学说（强调政府不要多加干涉，并且相信人竟然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就不可避免地为公共福利而工作）；米尔顿的自我纠正法则（思想要是自由的公开地交锋，真理就会出现）。

但是近代思想上的革命已经几乎摧毁了支持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形成二十世纪的是接管的达尔文——爱恩斯坦的革命，它使社会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振森 把近代思想对自由主义学说的冲击总结如下：“很明显的，报刊自由传统概念的哲学基础已经被近代思想革命突然摧毁。牛顿的静态的永恒世界已经被进化论的思想和近代物理的动力概念所破坏。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已经不仅为烂漫哲学而且也为现代社会科学所推翻。古典的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已经为近代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屏弃，并且在时间商业味几乎每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所不取。此外，米尔顿的 “自我纠正法则”学说近来已经变成可疑的了。个人主义学说假定，个人影优选社会；相反的，集体主义学说假定，社会应优选于个人。自然，如果从逻辑上推论到最后，集体主义学说就被表现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如果现代社会需要一些强大的公众通讯机构，如果这些集中机构是强大得足以威胁民主，如果民主只用分散这些集中机构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机构必须自己控制自己，或是受政府的控制。而它们若是受政府的控制，我们就失掉了反对极权主义的主要保障-并且同时还向极权主义迈了迈了大步。

在二十世纪民主资本主义所依据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每个企业主在他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也就自动地使为公共权益服务这个信念，让位给美国的工商必须对社会担负某些义务的信念。‘可咒的公众’-语被‘消费者至上’所替代。二十世纪美国工商业既以对公众的责任感为特征，报刊也就发展了为公共福利服务的观念。就是这样，它给相关的社会责任理论剥下了种籽。

责任的新意义

很难说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实际上无限制的自由的传统理论开始对出版者接受某些责任这一事实让步。的确，只要出版者是个印刷商，他们呢就可以无用关心他们行为的道德一面，因为印刷商认为他们的报刊只是印刷广的附属物，虽然从早的年代起，就有一些新闻工作者是很有胆识的人，十九世纪中叶，新闻事业已经开始吸引有教养的有原则的人。他们给自己的行业定下很高的标准，并且力求达到这些标准。这些人给他们的编辑人员制定了道德法规。日渐增长的职业精神，无疑的。新闻学校在本世纪最初的年代开始出现，他们不仅交给新闻技术，并且还对通讯工具的责任日益表示关心。

在1904年在‘北京评论’上普利策为它的成立新闻学院的建议作避户道；‘只要最大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

二十世纪以来，其他一些出版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不仅躺倒运用自由的权利，而且谈到在运用自由时的连带责任。电影制片商，广播商和电视商都有同样的论调。在这有一家报纸城市，出版者们谈到垄断所嫁给他们的责任。抱团制定了报业的道德法规。并且不仅是大的通讯机构有这样论调。

广播的兴起使得政府成为社会责任理论的主要促进者。虽然法律明显地禁止联邦公众通讯委员会检查广播节目材料，可是委员会却采取了这样的论点；委员会由责任来临近一切节目内容，以确保它为公众利益服务。虽然特许经营者有权选择特殊节目材料，然而委员会说。它的选择必须与国会的基本政策一致。国会的政策是要把无线电作为全体公众的言论自由的工具，而不是作为特许经营者纯私人利益的工具。

委员会的政策声明，他反对一些广播者的行动以及它颁发或撒销特许证权力，都告诉广播者们，他们呢只是无线电广播的受托人而不是所有者。

一旦我们已经肯定了，报刊及其批评者双方都同意报刊应当负担责任，我们就面临两条岔路，一条路上是社会责任理论，好像许多雄避的发言人为报刊所发展的那样，一条路上则是另一种理论，好像新闻自由委员会所精心制定的那样。这两条路都是离开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并且是互相平行的，有的地方相距近些，有的地方相距远些。虽然报刊一般对委员会的报告怀有敌意，可是它的批评并没有指向报告的这几项主要的假定。显然没有或者极少通讯工具就报刊具有社会责任这一基本论点或就报刊在现代民主社会的职能问题同委员会进行辩论。的确，报刊的很多发言人对这些论点所待的看法，与委员会的看法是一致的，并且委员会说，他大部分的意见都是采自通讯工业本身。报刊所批评的是；1）委员会对报刊实践的估价。报刊认为其实践不像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坏。2）委员会断言通讯工具的集中，危害了思想的自由传布报刊答复这一点说，竞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3）尤其是委员会的建议，让政府慎重地扩大控制通讯工具的权力。

委员会的文献竟然提供了对社会责任理论的目标的统一理论，而这些文献还没有被仔细分析过它们关于传统理论的含义，所以本文在下面主要将讨论委员会及其成员威廉所制定的社会责任理论。但是我们应当记住，报刊从业员在其实践中对这个理论的形成有很多贡献，纵然他们可能不太同意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的逻辑引申。

反映这个新的学说的法规

甚至各种通讯工具的道德法规也都表现出关于人性和道德行为原则的观点改变了。最早的一个法规“新闻法规”是美国报纸主编人协会在1923年制订的。它号召报纸要对公众福利，真诚，真实，公正，公平节制，尊重个人私生活负责。也许因为当法规起草时，报纸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悠久传统，因此这个法规之于自由主义理论，不像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二十世纪通讯工具的法规那样显著地脱离它的影响。法规中隐含着：相信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能够发现真理，并能用理智来明辨是非；相信自我纠正法规；相信报纸主要是一个启发工具，诉诸读者的明辨理智。法规似乎认为，报纸应当用发展自我纠正法则来促进民主政府报刊可以努力成为真实和公平的典型，来帮助自我纠正法则起作用。法规中的一个新思想是，报刊是对公众福利负责的。

1930年的电影法规，1937年的广播业法规和1952 年的电视也法规，都反映出改变了的知识气候。这些法规是在公众对这些通讯工具有恶感的背景下制定的。电影法规的制订，就是为了走正在政府管理的前面。广播法规和电视法规都是受政府管理并要求按照公众的利益，便利和需要来经营的企业所制订的。电影法规认为，影片主要是娱乐品，虽然它对“正确思想”也能有所贡献。广播和电视法规认为广播主要是娱乐的工具，虽然它能以播送广告的方法为经济制度服务。所有这三个法规都把通讯工具看成是普及的，可以不去行驶批评的作用。因此，这三个法规所反映的人的写照，和报纸法规所反映的大不相同。所有这三个法规都把人看成是不成熟的，他的道德容易被腐化。所以这三种工具的道德实践和报纸的有所不同。电影法规所标明的道德行为包括促进公众道德（一般说，通过宣传婚姻以及家庭和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通过尊重宗教，法律和司法及民族感情）。广播和电视法规把道德作用认为是促进民主政府的方式，它的具体的做法是：启发公众；提倡公众道德（主要是用电影所用的同样方法）；以及保持广告的适应当比例和高尚标准。

据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看法，这些法规都不足保证报刊能符合社会的需要。报纸法规是雇员而不是企业住所拟定。委员会说，虽然严格遵守这个法规，它将能使报纸成为新闻和讨论的负责传播者，然而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见诸实施。电影法规是消极的-它只定下可以被接受的起码标准，而不是负责的标准-并且委员会认为它的目标也不够搞。广播法规也没有任何制载办法。因为广播有争取最大的可能的听众的愿望，这就妨害了它更好地为社会需要服务。

社会对报刊有什么要求呢？新闻自由委员会说：''今天美国社会对报刊的要求，在种类上，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以前任何时代和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的要求高得多。''有一个理由就是美国公民对报刊有很大的依靠。他不能直接的亲身经历社会上很多的事情，而在都市化的社会里，他又先去了许多象为早期社会所特有的面对面讨论的机会。堪萨斯州的农民要想了解底特律城的罢工情况，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要想了解政府关于原子能的政策，华盛顿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想了解堪萨斯州的干早的影响-他们都必须依靠靠公众通讯工具。而在思想方面，也像在新闻方面一样，美国公民们必须在报刊上进行讨论，以代替面对面的小型讨论。可是，与美国公民在处理公众事务上越来越依靠报刊的同时，这种工具的所有权却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而新闻和思想的需要这主要地任凭掌握这种工具的人们的支配了。

报刊的工作的要求

新闻自由委员会里举了现代社会对报刊的五项要求，这五项要求和起来就构成了报刊工作的准绳。这些标准并非委员会首先提出的；如委员会所著名的，它们大部分是从新闻界的实践中得来的。

委员会认为，现代社会对报刊的第一项要求，就是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时间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含义”。这就要求报纸必须准确，不能说谎。委员会说，这也意味着报刊必须把事实当作事实，把意见当作一件，两者不相混同。

报刊本身似乎实质上同意了委员会的意见，这一工具应当是准确的，应当把新闻和意见区分开来。布鲁克认为客观报道的发展，是美国报纸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而客观报道的发展正是报刊同意这项要求的最好证明，正是报刊日益忠于公众利益的最好证明。在十九世纪初期，报纸把新闻当做政治武器，为了满足当时的方面的需要，新闻就受到歪曲，充满偏见，以及被压抑限制。在十九世纪晚一些时期，报刊开始只限于在社论栏发表意见，他们努力客观地记录新闻。的确，客观报道的发展，除了日渐增长的职业主义意识意外，还有它的经济原因，但同时也好有一个哲学的基础。由于报刊区分新闻与评论，反映各个方面，它就是在促进自我纠正法则，它就使有理性的读者更便于发现真理。在1947年委员会发表这一报告的时候，客观性已经不再是报刊的目标，而成为一个崇拜的对象了。

委员会说，然而真实的，概括的新闻报道是不能够的，“只是真实地报道 ‘事实’，已经不能令人满足了。现在必须报道 ‘事实的真象’。这里提出了，报刊已经发展出来一种奇怪的客观性-由于半真实，不完全，不概括而产生出来的假客观性。报刊为了遵循客观报道的原则，反映了事物的各个方面，委员会提出，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没有告诉读者各种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如何，也没有提供以彻底了解这种情势的必要条件。委员会实际上是说报刊是应该寻求“全部真实”，以代替两个“半真实''就构成“一个真实”的想法。

在这一点上，报刊似乎也和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通讯工具应该看不真实情况，并把事实和意见分别开的说法。委员会又说，报刊所以不愿意公布事实的真像，也的确是因为报刊冲于公众利益。在 报道了一个方面的故事里，补充上其他方面的材料，使股市接近真理，这种做法可能有严重的后果。这是无线电评论员载维斯的说法，他对报刊出境的退维谷，这样说道：“使一个人的本性是勤严的，他的态度是绝对客观的，象度量衡局的量度一样，但他仍然可能做不到象他所打算做的那样精确，因为他并不了解各个角度，而且它必须马上采访所碰到的事情，并加以报道，这就是他没有时间去作全面的考察。好的报纸，好的新闻广播，必须在两大深的中间才软索——方面是假的客观，它是从表面现象上看事情，使得公众厚颜无耻的骗子所欺哄；另一方面是'解释性'的报道，他不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合理的确事实与记者或编辑所认为的事实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困难了。”

1945-46年，在哈尔佛大学作为尼曼基金研究员的九个进修报人也支持委员会的关于事实的真相的主张。尼曼基金研究院承认，‘真实’是不易捉摸的，而且出版一份日报，时间紧迫，这就使记者难于取得进行全面报道所必需的一切事实。他们结论说，然而在一天的报纸里总有几十条有争论之外，而其中有些争论之点可以确定是近似的真实。

如果参议院伯德说，解雇一百万名政府工作人员不致影响政府工作的效率，如果总统说‘那是胡说’，那么谁对呢？“显然这就是民主国家报刊的任务，它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而且要冲实地回答”，尼曼基金研究院们这样说。1）在过去二十年里，日报中解释性材料的增加，以及象广播员莫罗那样讲明新闻来龙去脉的做法，都显示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赞同单纯报道新闻是不够的看法。

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对报刊的第二要求：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评论的论坛”。这一要求意味着大的公众通讯机构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公众讨论的公共传题者，虽然这并不是说，法律要强迫它们接受一切请求刊登的稿件，或是说，政府要规定刊登一定比例的来稿，更不是说，一个人有权要求通讯工具来散播他的思想。简单说，它意味着大报刊应当刊登一些与自己见解相反的意见，而并不放弃自己主张。报刊报刊应该设法表达一切重要的观点，而不仅表达出版者或从业人员所同意的观点；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要仔细地说明一切消息的来源。要求这样作的理由是：报刊的控制权已经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一些人的手里。一个有话要说的人 不再能用自己的喉舌诉诸它所需要的听众，不再能创办报纸或杂志，以及不再能和公众通讯工具享有同样威信的小册子中来表达他的思想了。

在这一点上报刊从业人员似乎也大体与委员会的意见一致。对报刊的第三项要求，委员会说，是要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这一要求与前而密切联系着，它要求报刊正确地描绘每个社会集团，例如中国人和黑人，因为人们都习惯于根据平时的好印象或坏印象作判断，一幅不正确的图画，会影响正确的判断。在原则上，而不是在实践上，多少通讯工具的从业员同意委员会的意见。电影，广播和电视的法规中也都有一些条款，紧促这些通讯工具尊重民族情绪以及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的敏感。报纸和杂志的工作者们大概会说，在他们真实地，公正地报道消息的自觉努力中，就包含有这项要求。

委员会所提出的第四项要求，就是报刊要负面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新闻从业人员将会毫不迟疑地接受这一要求。他们会说，好的社论版的一项职能正是符合这样的要求的。电影制片商和广播商可以拿出他们的经营法规，炸法规要求通讯工具尊重工人的美德，以及描绘传统的美德。

委员会所提到的第五项要求，就是报刊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委员会解释说，因为现在公民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需要更多的最近消息，所以新闻和意见必须广为传播。报刊当然会表示同意。除开报刊力图得到尽可能广大的读者的作法之外，从‘消息自由’这一概念的演进上，也可以看出报刊同意这一要求。由于包仁怀有责任感，所以他们主张公众有权获得消息，有被告知的基本权利，并且说，报刊是破除新闻自由流通的障碍的公众代理人。

这一思想表现了与传统学说的决裂。传统学说只是用保障言论自由来保证公民获得当天消息。传统学说没有提供任何合法的工具来沉默的嘴巴。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战后新闻界常常抱怨越来越多的地区，周和联邦各级政府官员拒绝发布对某些官员不利的消息。

为了维护公众取得这样消息的权利，美国报纸主编人协会和其他它报业团体组织了一些委员会，以促使开放消息的来源。

改进报刊业务的方法

上面那些就是委员会所制定的报业的准则。虽然报刊似乎接受了这些准则，然而委员会发现在报刊对这些准则的承认与实践之间还有一大距离。为了改进报刊的实践，委员会指望这三个方面：报刊本身，公众和政府。

委员会认为，报刊在提供公众所需要的消息和讨论的内容，数量和质量时，应当具有职业精神。委员会解释道；“无论对于象法律和医学那些较古老的职业中的个别成员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这些职业的全体都接受该行业的业务责任的，并且一个真正职业者，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特别是报刊应当担负起消息和讨论的公共传递着责任，应当刊登一些在经济上得不到直接包场的高尚内容，应当互相进行严格的批评，并且应当设法提高工作人员的才能。广播工业应当取消广告户目的控制。

但是公众对报刊也有一定的义务。首先需要的是公众要了解公众通讯工具具有贵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公众要了解报刊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到什么程度。一旦公众知道这些实况，他们就可以在三方面行动起来，以改进报刊。第一，非营利机关应当帮助报刊来执行其任务。例如，大学可以为商业通讯工具无兴趣服务的听众开设广播电台或摄制电影。第二。教育就按应当在公众通讯领域创立进修，研究和批评性的出版物等中心，现有的各新闻学院应当使学生受到最广泛的教育。第三，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鉴定报刊活动，并且每年提出报告。

政府虽然承认报刊必须继续作为一项私人所有的商业而存在，但他仍然可以使公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那种通讯体系。例如，政府可以鼓励人们创办新的通讯工业。它可以采取的法律手段来制止长期地，公然地滥用新闻自由。并且还可以从事通讯活动，以补私营通讯工具的不足。

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

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时间里在一种思想基础上的，这一思想补充了自由主义理论中某些基本说法，而更多地拒绝自由主义理论的其他一些说法。他所代表的自由的概念，是基本上不同于传统学说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从消极自由的概念里诞生出来的，这种消极的自由概念，我们可以概括为‘免于。。。的自由’，更精神地说，就是‘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社会责任理论则相反，他是一积极的‘有做。。的自由’为基础的，它要求有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须手段。让我们更仔细地来讨论一下这一点。

总的来说，消极自由就是让一个人自由地创造他自己的命运。一个人要是不受外力的束缚，他就能凭借自己的理智来发现支配宇宙的不便自然法则，就能使他的行动适合这些自然法则，这样他就能够创造自己命运。这就是说，只要取消对人类的限制就够了，并且只要取消对报刊的绝大部部分限制就够了，并且只要取消对报刊的绝大部分限制就够了。因为，如果报刊是不受束缚的，它就会向市场供给给消息和思想，而从各种消息和思想的交流中，就会胜利地出现真理。

现在的社会责任理论就是这一学派的思想为基础的。这个学派思想认为，春晓记得自由是不够的，没有实效的。从这一观点看，消极自由是一项空洞的自由，这好像告诉一个人，他可以自由走路了，可是没有首先弄清楚他是不是瘫子。如果是真正的自由，必须是有实效的。只对一个人说，它可以自由地去达到某项目的，这是不够的，必须向他提供足以达到这些目的的适当手段。

在整个委员会的报告中，霍京的观点是很明显的，他说，真正的自由必须具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有自由就有行动的权力，不受外界的控制或限制，具有行动所必需的手段或设备。”

委员会说，有实效的自由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它说：“象一切自由一样，新闻自由意味着‘免于。。。的自由’和‘有做。。的自由’”。一个自由的报刊是不受一切限制的，虽然还不能免除一切的压力。它有自由去争取达到它的 道德意识和社会需要所指出的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有技术条件，经济力量，取得消息的权利等等。但是委员会所关心的不只是那些掌握着通讯工具的人们的自由；它也关心那些只有消极的言论自由的公民们。委员会争辩说，新闻自由对一个不掌握通讯工具的人来说，是相当空洞的权利。他的自由必须由具有与他相似观点的报刊来履行；必须由政府或非营利机构所经营的通讯工具（可以供给他以商业报刊所不能供给的必须的服务）来履行。

甚至报刊本身也由于越来越重视“消息自由”，它就逐渐放弃了消极自由的概念。报刊认为，消极自由的体系没有提供一种从守口如瓶的政府管处获得消息的手段。各州的报刊都为通过一种法律而努力，这种法律将要求某些官方团体在公开会议上处理事务，并且允许报刊查阅其记录。

报刊与政府

正如我们可以能预料到的一样，社会责任理论在对政府的性质和作用的观点上，也和传统的理论不同。自由主义理论是在政府被看作自由的主要敌人的时期发展起来的。是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威胁自由。米尔承认说，多数人的专制，的确象政府的手一样，将会侵犯个人自由。可是，总起来看，自由是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而且最好的政府是无为而治的政府。政府必须维护国内外的安全——例如维持在程序，防御侵略——这样就是提供了自由能够存在的环境。但是关心的目标则是个人自由。如果保证了个人自由，那也就保证了社会的自由。

社会责任理论主张，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它还必须积极促进自由。在自由主义理论下，政府的一项消任务就是维持程序和保障个人安全但是这是一项消极的任务，它对行使自由，则听其自然。在现代社会里，这就不够了。实际上，独占大权在政府，是唯一强有力的机构，他与社会一道足以保证自由的有效运用。所以，在必要时，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

霍京说，“政府应使报刊作得尽量完善”。但是政府自身对报刊尚未能做到之外，负有责任。而委员会全体似乎也都同意他的意见。如果自我约速的报刊和社会生活中的自行纠正特征，不足以保证社会从公众通讯工具取得它所需要的益处，那么政府应当加以帮助。政府可以采取几种步骤。例如，政府可以制定法律，禁止报刊的造谣诽谤，或者政府参加通讯工作，来补充现存的通讯工具.

虽然如此，报刊仍然必须有私人企业的基础。政府应当只在特别需要和利害交管时，才出头干涉，并且还要谨慎从事。政府不应当以与私营通讯工具竞争或是消灭它们为目标。

总之，政府不应当采取过激手段。任何能促进自由的机构，也能消灭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核心，所以应当特别加意保护。甚至一个民主政府也能侵犯公民的自由。政府官员的保全管职期限，主要是依懒舆论的，这就会引诱他们去控制言论。所以，“如果报刊的自由是要得到真实的情况，政府必须限制它的干涉，管理或扣检新闻的权利，并且限制它的控制公众判断所居以形成的资料的权利”。

“政府必须限制自己，不仅因为言论自由是社会重要利益的反应，并且还因为它是一项道德权利。说它是一项道德权利，因为它有义务的一面”。

发表言论的权利

根据社会责任理论，言论自由是附有义务的道德权利。这样，这一理论在权利的性质上，就与自由主义理论有所不同。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下，言论自由是一项自然权利，一项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一项无人能剥夺的权利，虽然这一权利的行使可能暂时受到障碍。这一权利并不附有任何义务。如我们已经见到的，这个假定是自由的人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而其余自由的人们可以听取。有意见的人们没有必须说的义务，而其余的人们也没有必须听的义务。但是既然人性是这样的，那么他们不愿说或不愿听。是不可想象的。自由发表意见是一种自然权利，同时它也是以实用为基础的。言论自由之所以是正当的，因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能够在思想市场上促使真理战胜虚假。

在社会责任理论下，言论自由是以个人对他的思想，对她的伤心的义务为基础的。他是一项道德的权利；用霍京的话来说，一项道德权利就是“我不能象我自由放弃个人利益那样，自由放弃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要求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他也就同时为别人要求这一权利，并且他有义务尊重别人行使这一权利，如果他放弃这个要求，他也就同时为别人要求这一权利，并且他有义务尊重别人行驶这一权利，如果他放弃这个要求，他也就削弱别人的要求。言论自由不是一个人为自私目的而要求的东西。它与一个人的精神的存在合成常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致他“应当”要求这一自由。他对个人和社会双方都有价值。它是个人通过他的思想使自己不朽的手段。它是社会的智慧的唯一源泉，是产生进步的种籽。

沿路自由除开对个人和社会都有价值以外，他还附有一种义务，因为任何人只要有意见，就在道义上有义务说出来。委员会说“如果一个人怀有意见，它不仅希望发表出来，而且应当发表出来。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公共利益负有义务。发表意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是对社会的一种义务，也是对超乎社会之上的真理的义务。它是科学家对他的研究成果的义务，是苏格拉底对他的预言的义务，是每个人对他的信仰的义务。因为这个义务的对象是超乎国家之上的，所以言论出版自由是国家所不应侵犯的道德权利。”

这个对自己良心的义务，是社会责任理论下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主要基础。它是委员会认为在逻辑上比以实用为理由的言论自由的传统主张更早些的一个基础。因为，不挂不从言论自由里产生了什么样的讨论，他都是隔热板对自己良心负责的结果。

虽然言论自由是一个普遍的权利，可是公民不能要求有权诉诸任何公众通讯工具的听众。他不能作为一项权利来要求一个报纸或一个广播电台来传播他的发言。

在社会责任理论下，言论自由不象在纯自由主义理论下那样，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委员会说；“这种无代价的，无条件的，为造物主所赐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概念，是一个反对专制政府的不平凡的战斗原则，并且也有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在已经实现了政治自由时，显然就有加以限制的必要。”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必须与别人的个人权利以及主要的社会利益相平衡。

就这一点而论，在新闻自由委员会成立以前，传统的理论就早有了改变。在1919年，在“申克对美国”——案中霍姆斯法管制定了“明显的当前的危险”的测验，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剥夺言论自由。他写道，“每一案件中的问题都是，所使用的文字是否是在足以引起明显的当前的危险的那种情况所使用的，以致它们将会造成一些国会有权加以阻止的严重危害。这是一个分寸和程度的问题”。报刊本身承认，对公众福利的考虑，可以使自己放弃自由发言权，象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报刊就曾自愿接受检查。

根据委员会的论证，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它的性质是在言论自由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言论自由是以人对他的思想负有义务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不负担起这个对他的来良心的义务，如果他反而运用言论自由去煽动仇恨，说谎，如果他故意利用言论自由来玷污真理的源泉，那它就没有要求言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他负起相伴随的道德义务时，他才有道德权利。

言论自由得到的权利，的确也带来了犯错误的权利。容忍犯错误。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社会责任理论象自由主义理论一样，认为要寻求真理和传播真理，就需要给以相当的自由。正如委员会所说的，“自由是实验性的，实验就含有尝试与错误的意思”。第二个理由是，每一个人都有权确信它的找到真理是通过自己的自由发现，而不是由某一权威给他的。任何人都没有故意地，不负责任地犯错误的权利。

在权利与义务相联系这一点上，社会责任理论与苏联的理论要比与自由主义理论更相象些。苏联的理论象社会责任理论一样，表明要在接受所伴随的义务的基础上来行使权利。但是在这两个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苏联理论对无产阶级负有有义务的；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己的良心负有义务的。

并且，苏联的理论认为，一个人要忽视了言论自由权所依靠的义务，他就要丧失对言论自由权的合法要求。社会责任理论就不这样。纵使一个人牺牲了他的言论自由的道德权利，他仍然可以要求言论自由的法律权利。法律不是一个最精密的工具，能够衡量出究竟一个人对他的良心负责到什么程度。法律必须假定，人们发表意见，一般是态度忠实的，是真诚的为了寻求真理的的，即使法律能够使自由言论负责，但不能这样做，否则，就要成为问题。如霍京所说的，对许多人来说，说谎是在道德上的一种实验，并且社会对它有一些纠正的办法。人们是由于自愿和自制而不是由于外界的力量而负起责任的，这和自由社会的精神是吻合的。所以，法律必须保护一些没有负起道德责任的人，和保护那些负起道德负责的人一样。

但是，言论自由的法律权利，在社会责任理论下，不是没有条件的。甚至自由主义理论也对言论自由加以最少量的限制，例如关于煽动的法律。委员会说，所有这一切限制，是以一个共同的原则为基础的，即“言论或出版物以严重的，可证明的方式侵犯了公认的个人权利或主要的社会利益”。因此，他辩论说，如果在这个范畴内有了新的恶行，对新闻自由的法律限制就可以加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