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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观点

社会责任理论在人性的观点上，与自由主义理论似乎有基本的不同。在传统理论下，人被看作主要是一个有道德的有理性的人，它倾向于寻求真理，服从真理。每个人由于天性都希望帮助寻求真理，每个人都能为真理服务，因为即使最荒诞的意见也是值得发表的。只有在所有的人都把心里所想的——可笑的和高尚的——都自由地说出来，他们才能有希望发现真理。既然赋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人们就会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愿意有节制地。而不是放任恣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需要提醒出版者注意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无须劝勉就会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因为道德感给了他们自尊心。任何人也不必忧虑，偶尔有一个出版者由于意志薄弱而造谣歪曲，其他出版者一定会被辨识出来的。因为公众将用理性对他的言论加以严格的检查。

在另一个方面，社会责任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他反映了现代社会学和现代思想对人类理性的怀疑。这一新兴理论并不否认人类理性，虽然他远不如自由主义理论那样地相信人类理性。可是它似乎否人类天生地有一种动力去寻求在真理和服从真理。社会责任理论下，人能够运用他的理性，但是他厌卷这样做。结果，它就变成了野心家，广告商以及那些达到恣肆目的而操纵他的人们的俘虏。由于思想上的懒情，他就无所用心的盲从状态。他的智力已经变成可笑的愚蠢，并且有退化的危险。如果一个人要保持自由，他必须依靠理性来生活，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他所见，所闻和所感觉的东西。

所以社会上的明智之士，就鼓励他运用理性。要没有这样的激励，人生不会被动去寻求真理的。使得他不运用推理能力的疲惫感业侵饰到公共讨论上去了。人类的目标不是寻求真理，而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和欲望。

出报刊法规意外，其他通讯工具法规中所表现的怀疑人类的观点，要比委员会的文件中所表现得更为明显。电影和广播工业的法规，把保卫公众道德看成是他们的主要关怀的事情。这些法规丝毫没有反映出米尔顿的观点——人类通过理性能够分辨出正确和错误；人类要没有经受过引诱的考验，不能说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类通过通讯工具，能够更好地辩识罪恶。委员会对人类的道德的信心，要比这些法规更大一些。的确，表面上看起来，委员会似乎和传统理论同样地相信人类道德。但是，委员会所认为的道德，同自由主义理解下的道德是不相同的。传统理论是根据这样的假定：作为上帝或某——造物主的儿子的人，是一个有尊严的能自制的动物，它是坚守某些道德行为的绝对原则的。粗略地说，他对自己是忠实的，因为他对自己忠实的，他也对他的同伴们忠实。社会责任理论下的道德，似乎要比自由主义理论下的道德更相对一些。它不是主要地对一个人自己的义务。作为一个社会动物，人对他的同伴们负有义务。道德不是主要对一个人自己的义务，而是对社会利益的义务。在自由主义理论下，公民有不被告知或被错误地告知的权利，但是这里有个默契，即它的推理能力和他的求真理的欲望能够使他不致于这样。委员会特别指出，公民在道德上不再有不读报，不听广播的自由了。

委员会说，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有被告知的义务，那么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主张。他也有被告知的权利以履行其义务。所以，象传统理论仅仅保护报刊的自由发表的权利，那就不够了；就有必要来保护公民的充分被告知的权利了。

以规模大，家属很少，授权民信托而掌握着新闻自由。这样，通讯工具的所有者和从业员就没有权利只发表他们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言论自由既然是一项道德权利，他们就有义务一定要把公民的重要观点在报刊中表达出来。当然，他们不必发表每个谎诞的观念，但是他们应当注意使“一切值得公众听取的意见必须被公众所听取”。公众也像报刊编辑和报刊所有者一样，应该决定什么一件值得为公众所听取。

但是委员会认为，报刊听任不受约束的首创精神来经营，这是很成问题的。公民有有被告知得到的权利。如果报刊不能主动地满足他的要求，那末社会和政府就应该当来保护他的利益。社会和政府可以采用上文所提到的种种办法，以保障公民的利益。

自我纠正法则

社会责任理论远不如自由主义理论那样的相信我纠正法则的功效。米尔顿除了基本的设想外，愿意让一切都接受自由辩论的考验。而米尔顿愿意包括一切，就是基本原则也不例外。他们相信。，真理将会从思想的交锋中站起来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创始人却认为，他们的这种信念，在现代社会里简直无法证明是正确的。霍金问道：“如果一个人确立了一个原则，即要把一切原则都放到辩论的熔炉里，结果什么是给辩论作结论的原则呢？它仅有什么办法从一些臆说的无休止的反复交锋中摆脱出来呢？总之，辩论是得不到结论的，如霍京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宣布自己是顺利或失败。实际情况并不支持传统的主张。第一，不能确信在现实的讨论中，观念要同观念冲突。第二，很少公民真的会寻找那些攻击他们意见。霍京说，“现行办法所能做到的是，自发参加讨论者的智力，不使他们受挫折和遇到困惑。只要寻求真理德意志不屈不挠和有生命力的，自由言论就有助于锻炼出更坚强，更自觉的公民。我们所能指望的是它对人有贡献，而不是它对真理有贡献。”

我们只能对委员会所认为的真理的性质加以推测，因为“真理”——词在委员会的文件中很少出现。我们可以推断出，委员会不认为自由言论的主要目标时发现绝对真理，象在自由主义理论下那样。传统理论重视自由言论，因为它能导致真理的发现。当然，对于那一理论的创始人们，真理在不同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委员会之重视自由言论，似乎主要因为它能促进和谐的幸福的社会。正如米尔顿所提示的，人要是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自由与邻人交换意见，它就变成有品格，他的才能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说自由言论不能导致绝对真理的发现，至少它能导致发现使人发现一些较小的真理，暂时的真理，起作用的真理，这些真理能使人过富裕，和平的生活。自由言论的价值就是，想委员会会所说的，它把社会冲突从“暴力的水平”提高到 «讨论的水平»。

这就是新闻自由委员会所发展的社会责任理论。无论是否同意委员会的意见，有一个结论则是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理论是被废弃的东西了，就像整个报刊实际上所已经承认了的。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兴的日益强调报刊的责任的理论，尽管要看出这一心理路的成熟形态将是什么样子，为时尚早。仍然把新闻自由说成是纯粹个人权利的人，是日渐减少，孤立和不合时宜的。

四 报刊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当美苏两国的报人偶尔碰在一起谈论公众通讯工具问题的时候，这种谈话往往是既有趣而又令人失望的，因为在最初几分钟内就显示出这两种思想范畴的互不相容。美国人为他的自由报刊感到幸福，而且对在国家占有，检查制度和宣传之下呻呤的苏联同行不禁感到同情。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声言他享受到唯一的真正的新闻自由，而他的不幸的美国同行却不得不为一种唯利是图的，受特殊利益支配的，。美国人自豪地谈到他的报刊和电讯工作能够使他得到全世界的最近消息，以及他的公众通讯工具能够给他以享受和娱乐。苏联人认为最近消息并不是很重要的为公众服务，而且美国通讯工具所提供的大部分娱乐性的东西都是“废话”，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好不可取的。谈话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双方都怀疑对方是否思想分手。

本文的目的是想填补这两种观点之间令人困惑的缺口。为谋求了解现在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的理论起见，我们拟从马克思那里寻求它的根，知道在李宁和斯大林的货源中的变态。我们将相当仔细地研究现在的理论，并考察由此而生的通讯制度。最后我们你把苏联的理论与世界上各地所有的其他理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苏联起来谈谈。让我们从苏联的观念开始的地方，也就是马克思谈起。

——背景

马克思主义基础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充其量是杂乱无章的实施的堆积和对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的孤立的描述。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对社会经济构成的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作全面研究的道路。把他们归纳成为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明确条件。它消除在选择或解释“主要的”观念方面的主观主义。它毫不例外地揭示出一切观念和一切不同那个趋势的根源在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

看来维辛斯基先生似乎是说的太过了。马克思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它的追随者关于他的观念所作的解释表示不满。“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如果他能看到今天在俄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内他的学说的理论，他也会再一次作这样的否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经过他的卫护者之手，并且受到马克思写作时不能预见的种种事件和局势的压力的影响，经历了深刻的改变。

然而，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总的看法，并且至少提出了三个系统的观念。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他的苏联追随者发展马克思学说的基础。

这个看法不容易用几个学来说明，可是在我们刚才引述的维辛斯基的一段话中却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力图“无所不包”，它“考虑。。总体” ，它“消除在选择。。观念方面的主观主义。。”，他试图揭示出“一切观念和一切不同趋势”的共同根源。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一般的历史哲学，而有教条的意味。他是逼民主义制度简洁和更勤严的一种制度。民主制度自始就维护人们彼此之间，人们对他们的政府和对宗教，又不同意的权利。民主制度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发展的，即是：自由的人们对共同的目标，或甚至对人们应该有的自由程度，常常不能意见一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他的信徒对“团结”给以几乎神秘的评价——工人阶级的一致性。有一次，一个俄国人问我，“如果错误的一方得胜了，你们的选举怎么能够是自由呢？”他的这种说法已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比我们用长篇累版的分析所肯恶搞作出的说明更为清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自始就表明了集权主义，固定不够，对是与非作严格而去别的趋向，以及根据狭隘的经济事实来解释广大领域内的人类行为的一种惊人的信心。

这种马克思的遗产在俄国人民手中取得了它的真正重要性。关于俄国人，卡菜尔曾经说过，他们最突出的天才就是服从的天才，而且他们经过几世纪的经验，已经逐渐习惯于权利。出自马克思的统一和共性的理想，显然是与苏联的压制政策，共产党对相反地证明置之不理或设辞解脱的习惯以及许多共产党煽动者的传教土般的热诚相联系的。俄国人从马克思传习来的这点的看法，正是苏联与美国之间许多误解的根源。我们往往认为人们必须而且应该抱有不同的观念和评价，从而鼓励折衷的艺术和服从多数的原则，俄国人则往往认为人们不应该持不同的观点，折衷是软弱的表现，并且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这一立场应当受到保护，宣传和实现。“著名的俄国的统一”似乎是反动的和专制的。对俄国人来说，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我们对论辩，折衷和批评的容忍，似乎是无政府状态的和混乱的。

在这一总的态度的掩护下，马克思发展了他的社会变化的概念我们可根据它的动力（辩证法），它的动因（物质决定论），及其目标（工人阶级的生理及最后是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来说明这个概念。

社会变化的辩证法

变与不变的关系总是哲学家们集中注意的问题。一般的趋向——以亚洲大多数伟大哲学家及以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哲学家为代表——主要致力于不变的问题的研究。但是，必须记住：马克思是生长在一个考察变动并作出戏剧性的说明的时代和地区。他的世纪是生物学中出现了进化以及由于工业革命而发生剧烈的社会变化的时代。他赞美变化，研究其过程，用布林顿的话说，想“从变化本身找出变化之谜的答案”。

马克思主要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找到他的答案。根据辩证法，两种对立的力量（正与反）在何种解决了它们的矛盾。这个合又变成了一种正，又有一个新的饭免于它对立，由此而生的新的合——在历史中如此演变下去。马克思根据这个辩证法把历史解释为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例如封建状元领主阶级（zheng ）与由商人，资本家和工厂厂主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反）的斗争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到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法国革命时达到极点，就是新型的资产阶级的完全胜利（合）。

可是，马克思认为这都不是真正的革命，且其结果也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的合，因为他们是政治的而非社会的革命；结果是统治权力的变更而不是任何深刻的社会革命。他认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由于工人阶级(反)反对资产阶级（正）产生的，其结果是公认的胜利和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合）。是否辩证的变化过程将止于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他没有说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两人对这种辩证的本质的观点的差异。

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基础

马克思说：

“我的辩证法不只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对黑格尔来说，思维过程被他在‘观念’的名称下，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西安世界的创造主；现实只是它的外部现象。反过来，在我，观念不外是在人类头脑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质。。。。在他手上，辩证法是倒立着。必须顺过来，我们方才能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内核。”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是吧黑格尔的辩证法顺过来。他使它成为现实的而非观念的。他认为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人的谋生方法和他的生活方式——决定人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经济，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度，是人的生活的中心因素，这个事实，照凯南的说法，决定公共生活的性质和社会形态。

马克思探索了这个决定论，并研究了西欧的经济学，从而得出了一个他认为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的范例。他相信生产力的变化总是比生产关系变化的快，因而使社会失去平衡。照他对情况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本身就含有毁灭自己的因素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就加深了贫富的悬殊，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但是富着愈来愈少，而贫者愈来愈多，而且更加绝望。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帝国主义，它就会产生战争和更大的苦难。最后，工人阶级不复能忍耐其失望之情，他们就会起来夺取生产资料，清算资本家，并且组织一个新的无阶级的社会。

他明确的指出，这种变革不仅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艺术，宗教，哲学及一切其他的文化组成部分都会相应地发生变革。因为他的论点指出，任何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制度，必然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和制度。

目标：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所有这种社会变革的目标和结局 。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并“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时候，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也就不存在了 ，国家也就消亡了。。。国家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的最初行动——用社会的名义夺取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他作为国家的最后——次独立行动”。从那时起国家一定“自动的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国家只是一个阶级控制其他阶级的手段。因此，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里，国家从定义上说就已经陈腐了。

这是对人类的一个多么惊人的乐观的看法；甚至想托马斯番恩那样热烈拥护民主的人，也从来没有把人看得如此的近乎完美无缺，以致可以不要政府而生活下去！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漏洞。在这个黄金时代里的人们是否毫不迟疑地愿意担任他被制定了的任务？马克思指明它不是那样的，因为它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甚至至于专政。那么，认识怎么样被教育成“仅次于天使”的地位以及国家消亡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一旦人被组织成为S.Spender所说的“改造社会的机器”，他又怎么样变成马克思明白设想的神一般自由人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豆浆的很少。他们坚持黄金时代的必然到来，但没有很具体地说明一旦掌握政权以后，如何达到黄金时代。我们以后将谈到他们的信徒对黄金时代的细节也感到困难，确实的，苏维埃国家至今还没有表现消亡的迹象，反而广泛地发展政府机构和警察制度，这一事实已使共产主义辩护者感到相当尴尬。

虽然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但是苏联的理论基础认识我们所谈到的这一切。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的概念及正确与错误立场之间的严格区分，绝不会容许报刊作为一个第四等级来独立地批评政府，或作为一个自由讨论的论坛。共产党的报刊被认为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实现工人阶级或战斗的党的政策的工具。再者，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决定六年的著述，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报刊是控制在战友设备——及印刷机，纸张，广播电台——的人们手中。只要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这些物质财产，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公平地享用通讯的机构。为了得到真正的享用，工人阶级必须掌握公众通讯工具和设备，因为报刊像其他国家机构一样，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同样地它必然认为：除非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工人阶级掌握了通讯物质工具而且免于受资本家控制只虑的时候，否则真正的出版自由是绝不可能存在的。有理由去设想马克思确实重视这种自由，并且希望创造“正如对他的信徒们一样，出版自由不及报纸的责任那么重要。所有这些问题，下面好要谈到。”

可是既然马克思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被用福音书的语调来宣扬，就宜在此指明: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他的著作是不完全的或含糊不清的，如果不是不一致的话。他的含糊不清和不一致大部分是由于它有科学家和传道者的双重性。因为甚至当他分析历史过程，并且论断它是物质决定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仍然宣传人可以通过正确的知识控制命运，“他自己对现代历史的影响是观念和理想的力量的最好例证”。在谈到真理的时候，他是一个相对论者，而且有许多次论证一切思想的阶级偏见；可是他坚持他自己的历史理论是真理。他的信徒们有把握而热烈地谈到的许多理论的问题，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谈过——例如，关于公众通讯工具的使用。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也许他的最重要的忽略视为能给革命提供政治理论甚至没有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涵义。因此，李宁和斯大林就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建筑师。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他立即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否预示着在苏维埃国家的目标和结构上将有任何决定性的改变。特别有必要问新的政策是否将否定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制度的任何主要发展。关于这些，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当然，我们尚须等待看发展情形。但从目前的迹象看来，原则还是不变的。苏联对外关系的方式将要改变，但苏联对外关系的目的不会改变。“一个领袖”的概念或许在苏联暂时废弃。克里姆林宫的人们似乎在分担政府职务和决策权力，而且基层党员被允许参与政权和批评的限度可能会有些放宽。加强与外界接触也将受到鼓励，而且监视的情况至少暂时会减少。这种种只是表象和趋势；还需几年的实践来看苏联领导者的这种新的姿态究竟是一种假装的还是真正的新面貌。同时还必须假定苏维埃国家的基本目标，及其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长期影响下所推行的对通讯工具的控制的基础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假定的最好证明的之一是1956年7月7日登载于“真理报”的一个声明：“共产党过去式而且将来也是精神和思想的唯一领导者，是人民为共产主义的整个斗争中的发言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就表示了我们仍然在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形式打交道。

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

在准备革命的那些年代里，列宁和他的信徒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于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个时期很少有时间想到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应该采取的形式。凯南（在他谦虚著名为“X”的文章中）极深人地分析了这个过渡时期，并且称列宁对革命后的将来的观念“大部分是漠然的，空想的和不切合实际的”他说，出工业国有以及每首大宗的私人资产外，其他无一定的计划。关于如何对待农民（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也是极为模糊的，而且在他的们掌握政权几年以后，对农民的政策确实仍然是不明确的。

因此，苏维埃国家在1917年10月革命以后发展得很慢而且不稳定，并有许多路线上的突然改变。我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来回顾过去，可以说它所采取的形式和方向是意识形态，环境和任务的个性的产物。意识形态当然是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根据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来对历史作不完全的，含糊不清的分析。环境是使专政成为必要的那种环境。布尔什维克从来只不过是俄罗斯人民的极少部分。第一次废除私人生产和商业的突然举动是一次惨败。当控制稍微放松的时候，显而易见社会大部分的人在等待着取得权力，并且造成商业真空。苏维埃国家自始至今，照凯南地说法，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巩固，因此“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就不断地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巩固他们在1917年 11 月取得的政权，并且使其成为专制的。”克里姆林宫的人物的特性要求这样做。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是不稳固的和狂热的。他们是半神半人的；说实话，也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 的人掌握如此大的权力，并且具有信心，认为他们在正确地知道怎样领导他们的庶民走将黄金色的牧场。凯南和任何人一样仔细地研究过列宁斯大林集团。这是他的看法；

“他们的特种热狂，是非常强烈的，一致不允许任何的永久分享权力的办法。出生于俄罗斯和亚洲世界，他们对敌对势力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存着一种怀疑。他们易于相信他们自己的教条的“正确性”，而坚持一切敌对势力的屈服或消灭。除了共产党之外，俄国的社会并不是定性不变的。没有集体的人类生活动的形式或社团不受党的支配的。。。在党内也适应同样的原则。一般党员也可能参与选举，讨论，决定与执行等活动，但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并不是出手个人自己的意愿，而是受党领导的气息和“言论”所支配的。

再者种指明一点；这些人在主观上或并不是为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他们无疑地相信——而且感到易于相信——只有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社会有益的，以及一旦他们的政权稳固和不能被战胜之后，他们就能完成这些有益的事。但是在求得他们自己的统治的安全的时候，他们则不愿承认对它们采用的方法的实质的人和神的活人的限制。在这种安全实现以前，他们把委托给他们的人民安乐和幸福放在等待优选外力的工作中的最低的地位。”

因此，意识形态，环境和任务的结合在俄国土地上创造了现代历史上最完全的专政之一。这种专政强调思想意识中合适其需要的部分，同时专政本身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消亡，而国家管理机关和统治工具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的原理在俄国被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从来敌对的，掌握“理论”——即马克思的理论——的领导者是永远不会错的。他们显然必须经常保持对危险和领导地位的意识。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的物质基础以后，意识形态中最宜避而不谈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国家消亡的著名的描述。列宁自己从来没有手纠正马克思的这一点，而这个工作后来就留给了斯大林，因此它承担了既要纠正马克思又要纠正列宁的极为困难的任务。他做了这件事，他说列宁写了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其目的是维护和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列宁当时立志写该书的第二卷来总结俄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毫无疑义”（斯大林说）““列宁在”归家与革命“一书第二卷中，根据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存在期间所获得的经验来论述和发挥国家的理论。然而，死亡使他不能执行这个任务。列宁没有能够的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门生来完成。因此，照汉斯克尔森所说，斯大林在 “列宁的幽灵的保护下”，说明苏维埃国家的新学说，其要点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内，只要苏联仍然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时候，就需要军事和警察力量。斯大林说，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残余早俄国消灭，文化革命完成，以及保卫国家的现代军队组成之后，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

“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防范那些偷窃，。武力保护国家一防外来侵犯的职能仍然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和红海军医极为捉拿和罚款外国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暗害分子所必需的那个惩罚机关，也是仍然保存着。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它的锋芒已经不是向着国内，而是向着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

与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不消亡的概念一并发展的，可以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人格的概念。这个概念一部分是反映了领导者的形象，一部分是他们描绘国家时所用的同样原理的综合。米的有力地论述了这一点。任何一个对此感到兴趣的人，都可从阅读她的“苏联对权威的态度”（104页）一书中得到益处。她在结论中说：这种不二维克的理想人格是东方和西方特性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有些特性是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神父以及纷乱时代的许多其他宗教集团相同，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人格是一心一意向着一个目标，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良心”并且不要外力的刺激就能做出极高水平的活动。他的行为必定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而且他的个人感情一定是从属于他所服务的主要目标的。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甚至于休息和放松都是有问题的。这一切，并不是一个人格的形式。但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格还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党的控制。米的博士说，虽然个人“必需有坚强的内在良心，但是对正确的行动路线的理解却是委托一小群领导者而个人的意志要首先被用来推动主动服从的自愿行动，然后才是执行领导所见到的这种真理。”离开了这条道路，即被视为非常可怕的，确立了自我批评与批评的一种广泛的制度，正是为了防止并纠正这种偏向的。这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左右手们要在他们的周围建立的一种人格。

我们花时间来论述苏维埃的意识形态，政府制度和人格的发展的途程，是因为单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或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所做的贡献，来了解苏联现在的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者，还应强调指出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内正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发展着。在苏维埃制度中，并没有国家的理论和通讯的理论；只有一个理论。我们把新闻界作为第四等级来考察，报道和批评前三个等级的这个观念，和苏联的观念是没有共同之外的。公众通讯工具，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就被当作宣传工具而存在。列宁曾经说报纸应该是一个“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集体的组织者”。因此，这种媒介是国家（代表人民）通过对通讯的物质设备的统治来加以控制工具；因此，在苏联历史上很早就没有私人的报刊了。报刊应该作为工具来传播克里姆林宫所解释的“言论”。报刊应该是放在一个高度一致的和严密划定的思想框框内作为社会变化和社会统治的工具。最后，报刊应该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服务的工具。他们的娱乐作用被视为无价值的作用，这多少是由于就布尔什维克当人来说，闲情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苏联的报刊的发展，就是为了反映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苏联的国家和苏联的“理想人格”，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

二前景

现代理论

现在让我们来描述在这里形成的苏联公众通讯工具的概念。要注意这种通讯概念是苏维埃国家概念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考察更一般的理论。

权利的源泉

我曾在其他场合说过，根据苏联的理论，权利是社会的，属于人民的，提在于社会机构中，从社会行动中发挥出来。这种权力的最高限度是在1.当他与天然资源及生产和分配的设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2.当他是得到组织和指导的时候。

因此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别无其他武器。。。。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而且将要成为一支占优势的力量，只因为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所产生的思想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为组织的同一所保障，使千百万劳动者紧密结合成为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而强固起来。”

领导的源泉

共产党掌握了组织的权利，因此它认为他又作为群众的先锋和领导者的权利。照维辛斯基所说，“苏联的政治基础包含着——工人阶级专政的最重要原则——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活动的所有各方面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理论上合组织山的实际方面发展了这个问题。”但是，塞尔兹尼克指出，党以组织群众过的方法——成立了接近和管制他们的机关而使散漫的人民变成了可动员的力量的来源——创造了群众。

所以，当自以为是工人群众的一种参谋本部。他是基本原理的监护人，群众的耳目，行动的指导者。无疑地，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而群众的作用则更为被动。当群众接受这种知道的时候，也必须接受严格的管制。党的工作是根据波那帕脱党人的假定，即是：接痊愈领导就是让领导在任期内有无限制的管理权力。因此，攻击领导及等于叛国。清洗时常用的统治手段。政治机构必须提供一切必要的统治手段，以动员和指导群众。

党实际上如何行使其领导作用呢？维辛斯基说：

实际上，党对苏维哦爱的指导具体表现如下：（——）首先，在选举苏维埃的时候，党力求把它的候选人——它的热心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并享有人民群众的最大信任的最好的工作者提拨到国家工作的最主要的岗位。在这方面党成功了。二 党检查政府机关和主管机关的工作，纠正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他们推行政府的决定，并且力求保证群众对它们的支持，而且他们所采取的重要决定，没有一个不是得到党的响应指示的”。三 “在展开某一主管机关的一项工作计划的时候——无论是依照工业和农业的方针或建立贸易和文化方针——党给予一般指示，解释工作的性质和方向。”

正如群众必须服从党的专政一样，党必须服从他的中央机构和领导者。这里一如他处一样，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相信组织，即需要组织起来夺取和维持政权。例如，列宁曾经说过，他和他的的党人“感到非常伤心的，就是认识到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时候实在是外行，那时候我们本来能够说。。。给我们一个革命者的组织，我们将推翻整个俄国，”布尔什党员感到需要的这种组织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党。不容许有敌对势力的组织，也不容许在意识形态上有任何本质的差别。说实话，没有任何其他的组织能够经受得起党所要求的策略上的种种改变和不休止的战斗。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的当空前统一坚实，。。。就有肯恶搞在新经济政策那样的急剧变动的时刻避免分裂。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党。。。能经得起这样的一种极具的变动而不发生混乱，不发生分裂。”

真理和路线。如何在路线中坝镇里表现出来呢？若干年来，在这方面有了一个显著的改变。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中，照米德说法，那时是认为真理是经过党的集团考虑而得到的。所以，每一个党员在党的大会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有充分的讨论自由。但是，早在1921年党的第十次大会的时候，列宁对这一制度的效率标识过重大的怀疑。在二十年代，对党的控制权迅速地由讨论和党代会转移到一小群党的最高领导者之手。在二十年代结束以前——以及自那时以后——党代会的召开只是为了批准已经做好的决定。米的博士说，“在今天，一个党员的恰当的行为应该是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并且遵循党的路线行事，而不是去思考它们”。

因此，这一发展的后果就是把一切公众通讯的基本责任放在少数党的最高领导者的手中。苏联的一切报刊都成为这些领导者的传声筒，而编辑和社长就迫不急待地期望着最后的气派十足的“真理”的喧哗。

第二个后果是产生了多少是易变的路线，致使一个党员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因为，正如时常看到的，昨天还是正确的和忠诚的行为，明天就可能被加上了错误的和不忠诚的罪名。一个俄国的研究者说，“一个人的某一科学论点被批判了几年之后，他可能突然地从一种屈辱的外地隐居生活中——一种温和的放逐形式——被召回来担任一个重要的学员或编辑部的领导人。他可能被公开宣布为一个重要的学院或编辑部的领导人。他可能被公开宣布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而让位给他的那个在五年前接受任命的时候，或许也同样被宣称绝对的忠诚和完善的人，现在却被揭发为一个‘人民的敌人’，或其他任何诽谤性的官方用语。。。对每个人终身的全号和全坏假定，建基于传统的俄国性格中，并且很合适地配合着政治实践”。

还有第三个结果，就是造成了至少在外界看来是真理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基本的规律被视为绝对的和不能攻击的。列宁说过，“马克思的教导是不可动摇的，因为那是真理”。但又说，“真理是符合现实的东西”。因此，基本上苏联人的领导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因此，有一个美国的谈判者在报告中说；“在谈判期间，他们觉得诉诸舆论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如果美国的舆论是与他们想做的事相反，那么我们的政府或某一个不露面的组织，（即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一定在操纵它。我们把折衷办法当作是进行工作的一种自然方法，但对它们来说，折衷时常常伴随着腐败的这个形容词的。我们强调折衷的意愿是他们所难理解的”。

对苏联谈判者来说，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存两方面。对现实只有一个对光和一个没有对光的透镜。

因此，虽然一方面基本的概念和目标都视为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而另一方面对通讯方法的的判断却不是根据其客观真理，而是根据其影响。他们对基本目标有所贡献吗？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正如菜茨所说，据此而反对俄国知识分子强调“真诚”的旧趋势。苏联发言人都可能做出托尔斯秦责骂妇女不该做的事情——语言，不失为表达他们的思想，而是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苏联的外交家事实上都可以在战略时机退却（例如，与德国签订条约或拥护世界和平与共处），如果这种退却的目的是最终有助于基本目标的话。苏联的报刊如果一旦得到最高领导的通知，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路线，痛斥他们以前重视过的人，或用户他们以前所痛恨的政策。从我们的报纸编辑所理解的真理的意义讲来真理与苏联报纸的编辑工作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折衷，多数意见，“中间道路的政策”，这一切对我们的通讯工作者和政治代表都是如此重要，而对俄国的编辑或政治家如果不是应该斥责的话，就是令人怀疑。

国家的本质。我们现在要说明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是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因此，在接触到公众通讯工具以前，我们应该对苏维埃国家发展的情况略加说明。

关于这个国家，我们一谈了很多，足以表明他的一般性质质——-种专政，其中金字塔形权力从无产阶级往上到选出的党到选出的少数领导者。没有迹象表明语言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消亡。可以想象，它对资源，设备和生产关系保持紧密的控制。

我们应该补充一点，苏维埃国家活动是以强迫和说服二者相结合的。说服是鼓动者，宣传者和报刊的责任。苏联领导者指出现在是“过渡时期”，否则有人会以为在“苏维哦爱社会主义”社会中强迫是不适当的和说服是不必要的。因此维辛斯基说：

“镇压和使用武力在过渡期间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被剥削的多数对剥削的少数使用武，在类型上是不同的而且在原则上是新的。

“这个新的苏维埃国家是粉碎剥削的剥削者的阶级统治，加强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它对其余劳动群众的领导，以求达到最后普遍消除阶级并且进入共产主义的机器。。。

“由此产生了粉碎社会主义敌人的具体任务，以及提高劳动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和强性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加强保卫苏联的边境，加强防治反革命活动的措施等等，揭露与毁灭敌人的手段也有了特殊的意义。”

苏维埃国家的公众通讯工具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不谈背景和政治体制，而直接谈论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了。我们首先必须对苏联的通讯工作加以直接说明，这将足以证明为什么有必要对它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做那么多的论述。因为在企图说明目前苏联关于公众通讯的概念时，我们必须说：

公众通讯是被作为工具——就是说，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

他们是与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它们是在国内和党内实现统一的工具。它们是国家和党发布“提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它们的特点表现在严格地强制的责任。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谈论这几点。

作为工具来使用的公众通讯。马克思无疑地梦想报刊不受国家管制，而是作为人民的真正发言人。如果国家象预言的那样在革命以后就消亡了，他的梦想或许已成为事实。甚至于在今天还有梦想的痕迹，例如，苏联领导者办报的惯例是用极少的专职人员，显然是想要鼓励“业余”的报纸投稿者。可是实际上，在当代苏维埃思想的领域中，公众通讯体系差不多是和一家架打字机或扩音器一样的工具。在苏联的概念中，把报刊作为时间的明显和独立地反映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地。报刊有责任发动舆论或推动国家做政策决定的观念与苏维埃的意图真是相距万里。象麦考米克上校所办的一家“私人报纸”“芝加哥论坛报”，象“纽约时报”那样独立的评论性的报纸，以及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能听到美国广播公司在同一电台里播出相反的意见等等，都不在苏维埃的概念之中。通讯机构，象苏维埃国家的任何其他机构一样，它的存在是为了完成国家领导人所指派给他的职务。总之，这个职务是要在阶级斗争中对工人阶级和世界共产主义的进展以及对维护和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有所贡献。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任务，报刊附有具体的和特殊的使命，现在我们试详论之。问题在于苏维埃的公众通讯体系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说它是一个整体的话，只能说是属于国家的整体。它们是“被豢养的”工具，它们驯服地和机警地依照这党的路线的变动和国假的指示进行工作。

报刊是和其他工具不可分的。这就使报刊有可能成为实现国家职能工具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情况与我们自己的报刊及不相同。我们总想到对美国舆论有影响的许多平行的力量，从一些小团体内的个人之间的讨论，各种组织和报刊的霸道和时间的讨论，到政府的行动。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苏维埃国家内这些力量并不是平行的；它们是一个力量，例如，一个街道小组的集会，学校制度，工会，党的基层组织，报纸，广播，出版业以及警察和政府的监察制度，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不同工具，他们全都是讲一样的话。

斯大林认为政治领导是“使群众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的能力”。但是列宁和斯大林都极蔑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党员。照列宁所说，他们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它懂得如何把强制与说服结合起来”。宣传，鼓动，组织和强迫在他们的思想中代表一种无间断的连续。报刊的具体目的不仅是向人民报道消息，而且为那些群众组织中的鼓动者，社会团体中的党员干部，把报纸当作口头宣读材料的产业工人小组，经常把报纸当作教材的学校服务。在同一天的苏维埃报刊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内容，而这被看作是一种力量而不是软弱。国家领导人毫不怀疑报刊的有效使用的范围。列宁说：“只要问题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如何赢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达到共产主义，那么，宣传就需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宣传界，尽管它还有缺点，在这种情形下也是有用的，而且会产生有利的结果。但如果这是关于群众的实际行动的，是关于大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部署是关于集合特定社会一切阶级力量最后决战的问题，那么单凭宣传的习惯，单凭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益的”。

作为实现统一的工具的公众通讯工具。综上所述，显然对苏维埃国家的报刊的能力的最高评价之一，应该是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我们已经提到过布尔什维克如何重视他们的“出名的统一”。报刊是他的们在国内达到认识上同意最迅速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如此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自己的出版物，广播和电影建立管制和检查制度，并且不让外国的出版物，广播和电影在该国流传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苏联报刊的内容千篇一律这一特点在苏联却认为是一种健康的象征。

作为发布指示的工具的公众通讯。苏维埃国家的报纸上作者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和一个一般的任务。我们马上就要谈谈一般的任务。特殊的任务是“在每一领域做政治的指示”（这是列宁的话）。他说的“指示的”是什么意思？多们曾经得到一些第一手的东西，他说指示“包含着统治阶级利用诡辩的一面来掩蔽他们的自私的利益，他们愿望的真实性质和他们的权利的实际基础，并给群众一幅他们的‘真实的图景’”。她然后引述列宁关于指示的话：“工人不能够从书本里得到事实的真象；他也不能够从任何当代的描述中，从对我们正在谈论着的某一时刻所发生的事件，并且表现为某些事实，数字，判决等等的解释中找到。这些政治的指示，包括所有各方面，是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活动所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

换句话说，宣传者和鼓动者（以及报刊工作者的）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事件，由表及里（现实总是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说明的），并且对群众说明事实的“真正涵义”。他这样做的时候，使他的解释附有真正的和可信的感情。他从可证实的或似乎可证实的细节开始，他从小的不满开始，以至大规模的解释。多门那技术法国共产党员如何从最小的事例——缺少某种货物，一个共产倒闭，农村内水的供应减少——来“证明”“帝国主义的”马歇尔计划的“祸患”。一个罢工事件，一件政治上的丑闻，意见种族歧视的事列，某一社会人土的无见识的声明，一种会使年轻人从军队里跑回家的对和平的渴望——所有这一切都使报刊工作者会从具体退困到一般的理论意义，用他们自己的官方语言说，就是“撕去敌人的假面具。”报刊作为的这种只能在苏联大大地代替了我们的新闻采访和写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