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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鼓动着，宣传者，组织者的公众通讯。报刊的基本任务，我们已经提过，是作为具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普列汉若夫是著名的对鼓动与宣传加以区别的作者，他的话时常被人引述。他说，宣传者对一个或少数人提出许多观念；鼓动者确实对一大群人提出一个或少数的观念。列宁评论这种区分时说，鼓动者将专注意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所产生的具体的不公平”，并且根据这种背景，“力求唤起群众对这种臭名昭著的不公平产生不满和愤怒，让宣传者负责对这种矛盾给以完全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宣传者主要是通过文字来工作，而鼓动者是通过言语 ”。所以照共产主义者的见解，鼓动者和宣传者之间没有明白的区别。他们都是战斗的当所需要的，而且他们的言语和他们行为都配合党的有组织的活动。

因此，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担任方面的工作。它要提供通俗的“启发”，借以帮助群众的政治觉悟。它要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介意通告各个思想领导者，而且它进行许多官方的消息报道，有助于党和工人组织的工作的顺利进行。

作为负责的工具的公众通讯工具：责任和自由。无疑地，苏联的报刊工作者负有极大的责任。因为这个责任概念与苏联的自由概念有密切联系，而且因为苏联对这些名词的适用于我们略有不同，我们拟把一下全节专论苏联报刊的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苏联的报刊看起来像国家的严密控制的工具。而苏联的看法，我们报刊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严密控制的工具。在我们看来，苏联的报刊简直是不自由的，但是苏联官方的论点却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这种根本性的意见冲突的原因何在呢？

让我们先看看苏联宪法地25条的规定：

“卫士和劳动者利益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计，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下列各项自由：

1. 言论自由

2. 出版自由

3. 集会结社自由，包括举行群众集会的自由

4. 旅行及示威自由

5. 公民此种权利之保证为；印刷所，纸张公共场所，街道，交通工具，设备便利，以及其他一切为实现此种权利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均工劳动者及其组织使用。”

这个条文的意义的最好的说明，从苏联的观点看来，或许是维辛斯基在“苏联国家的法律”一书中的说明。从我们观点看来，英克尔斯在“苏维埃俄罗斯国内舆论”一书中对这一条的意义也有一些有利评论。这些论述都太长而不能引述，现根据这两个来源而试以稍不相同的方式来说明，无论如何或许可能所帮助。

这个问题的关键显然是：苏联人对本条文种籽有一词是怎样理解的。他们的公开的与隐蔽的观点之间有无差异。从马克思到布尔加宁，我们能找到一系列的对“自由”的辩护。例如，这里是斯大林在借鉴霍华德时的谈话：你的问题中暗示社会主义社会否认个人自由。不是这样的。。。。。我们建设这个社会并不是为求妨害个人自由。我们建设它正是为了使人们的个性得到真正自由。我们建设它是为了真正的个人的自由，不加引号的自由。对于个饥饿的丧失劳动机会的失业者来说，又有什么“个人自由”呢？至于在消灭了剥削的地方，没有人压迫人，没有失业，没有贫困，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怕明天会失去工作，住所和面包而战栗的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真正的自由。

在这一段话中，斯大林当然是论证自由的物质基础。记住这一点，让我们来对苏联的概念作几点说明：

1. 从苏联的观点看来，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列宁写过，“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而要与这个社会无任何联系是不可能的”。“真理是有党性的”，他在另一个时候这样说。因此，照应科尔斯所回忆的，苏联的发言人一贯地论证“在一个以金钱为基础的社会中，就不能不受金钱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报纸必然是表现资本主义的思想。他们论辩说，任何关于客观新闻的观念都是胡说和伪善；他们说我们所指客观的新闻就是倾向于维持资本主义现状的新闻。实在的，苏联的报刊的工作者都经严格告诫不要“客观”，客观是被认为是脱离了正确的路线。应科尔斯印证列宁说过应科尔斯印证列宁说过苏联新闻的自由在于不受“资本，名利主义和资产阶级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束缚。可是，他并不要求独立，而是非常公开地与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应科尔斯说，列宁继而表示“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独立在于极紧密地依靠工人阶级。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共产主义的真实的隐蔽的信念只是认为自由的报刊是不存在的。他们无产阶级报刊是自由的论据，似乎仅仅是一种官方的假定。

2. 从苏联的观点看来，值得的事能够自由地说出他们所相信的真理。

这就是他们认为我们所吹嘘的自由纯粹是消极的，那就是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反之，苏联的人民——他们的辩解者说——有自由在国家的限定的范围内表示自己的意见。按照缪勤的说法，苏维埃人认为对他们来说，“国家并不是个人必须防护免受其患的一个必然的害物：他是绝对的善物，也个伟大的合作事业，只有它才是个人有可能享受更美满的生活”。照这种观点看来，那么，不同之点在于英美的世界在寻求不受国家约束的自由；而苏联的公民则是享受所谓有恩泽的国家范围内的自由，因为国家保护他去做“有益于他的事情”。前面已多次论及，即令在权力主义制度之下，任何人只要接受国家的规定和惯例，也可能似乎是自由的。但我们的观点看来，一个人倘若没有自由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提出疑问，没那么他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3. 因此，在苏联，反对国家的自由是不容许的。

维辛斯基说：“在我们国家内，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当然啊不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言论，出版等等自由。他们想利用给予劳动人民的这种种自由来危害家，就是说，危害一切劳动人民的任何企图，一定被判为反革命的罪恶。言论，出版，集会，旅行即视威的自由，是得到国家充分保证的全体苏联公民的财产，但有一个唯一的条件，即是对这种自由的利用必须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达到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程序的目的”。

苏联发言人对这个问题极为坦白。他们认为他们的责任是保护苏联公民在党的领导人所规定的安于真正的主义和恩泽的国家内的生活，而不受一切干扰。铁幕当然是从这个观点而来的。他说过，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保护他们的公民，“”不受有势力的，不负责任的，想牺牲别人而谋其私利的以及在民主国家中大都掌有“自由的”报刊的人们的影响。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它的有天赋的公民将不受西方浪漫派谬论的影响，例如级德说伟大的艺术家必然是一个不信国教者之类的言论。它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会工作的好些，因为他们想希腊人一样集体地位社会而工作”。

他又说，“关于报纸的理论也是这样的”。他们所理解的“真实的”自由，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强烈和消极的依从，只容许与克里姆林宫少数人所严密控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观点小有出入。这种看管者和指导者的概念与马克思对人类的看法相距多么远！

4，由于拥有设备，苏维埃保证享有权利，并且消灭无形的阶级控制。

苏联发言人说我们的报刊不是自由的，是受阶级控制的。维辛斯基嘲笑了所谓不是性欲先检查制度就保证了报刊的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公法”概念。他指出在美国和英国虽早已废止检查，“报刊与资本之间的约束，即资本对报刊的奴役，货币在任何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密切”。显然，这样强调多数阶级对出版设备的控制仅只是公开的观点，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员都知道多数并不在他们的那一边，但声称历史决定了它们是多数的适当的代理人。为了公开论辩的目的，苏联认为谁掌有通讯的物资设备，谁就有通讯自由；并且说在美国只有少数人有这种所有权，在苏联却为多数掌有，因此（至少以这样的推理）苏联的报刊是自由得多。反之，我们指出我们的报刊有权谈论政府，其情况是苏联报纸做不到的。俄国人回答说，“但是你们的报刊不能自由地谈论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这是马克思对米尔的酒论辩，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差不多没有会合之外。

5，在苏维埃的理论中，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可分地连在一起的。

想一下我们刚才引述过的苏联宪法第125条，它在开始说在“卫士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基于自由。苏联始终主义者通讯的效果。照应科尔斯所说，在我们国家都尊重表达自由的抽象的权利，除了杀鸡国家安全或人权的重大问题外，我们通常不容许限制我们行使这种权力的任何考虑。苏联发言人说我们的报刊是不负责任的报刊，其道理在此。我们说他们的报刊是受控制的，因为决定什么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和“什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通讯工作者本身，而是其他的人。总之，苏联的报刊首先应该被期望——实在是被强迫——去负责的。而英美的报刊，则首先应该被期望——其实是被负责的。而英国美国报刊，则首先应该被期望——其实是被责成——去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应科尔斯总结这种区别时说：“在苏维埃国家，报刊的责任是说明选举是党的成功，人民的劳动生产力极高等等。如果在实现这些目的时，报刊业为人民提供了享受报刊自由的机会；但在苏联这种对自由的考虑和报刊的责任比较起来是第二位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这种考虑。在美国是强调自由而不强调责任，表达的自由至少队友表达意见的时候，促进了公众的福利，或以其他行动推进了某些社会任务，并且履行了对社会的责任，那也是很好的。但对公众福利的这种考虑，和表达的自由比较起来，又是第二位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为那种自由而牺牲的。

这里，象对许多其它问题一样，我们有一种几乎是不可超越的理论上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应该记住的主要之点是：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高度权利主义的和受严密管制的公众通讯工具，苏联可以说成是好像一种自由的和负责的制度，因为多数阶级有权利和特权来利用这些通讯工具来宣传“正确的路线”，并且达到所谓对他的阶级和他的国家有利益的结果。

这个理论产生出来的制度

1. 印刷的媒介

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报纸不到一千种。现在除了贴在墙上和团体中分发的成千上万的打字的和手写的报纸以外，有七千多种报纸。杂志的数目也同样地大为增加。苏联的出版业，在沙星时代确实极不发达，现在却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之一，而且今天将以苏联的一百多种语言出版书籍十亿册以上。很明显，苏联的报刊认真地汲取了列宁的教训：报纸必须是群众的集体的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在许多方面，苏联的报刊从一个习惯于美国报刊的人看来是奇异而陌生的。就一点来谈，它们是一种专业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大部分是一般化的报纸。在美国有少数老公报纸，少数宗教的报纸，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报纸只是按照大小，日报或周报而去别的。在苏联，差不多半数的报纸都是农业报纸。近两百中报纸是完全为青年人和儿童半的。有一个大的党报，一个军事报纸，一个会报纸，一个工产报纸。

必须记住一件事：苏联的包纸是一种有计划的报纸。而我们的则是“刚成长起来的”，更明确地说，它是根据公众的需要的和私人企业供应的规律成长起来的。但是苏维埃报刊审慎地分布于苏联全国，并且在多种的专门化方式下为最多数的读者服务。这就是说，纵的方面，向我们所指出的，有各种不同的报纸来为各种不同的团体和行业服务。横的方面，报纸组成一个大金字塔，在最尖端是全国性的报纸，例如“真理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以及“消极报”（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销行于苏联全境。其次是省报，销行于有关的领土和区域。在下一层是地方报纸，为各地区及城市，国营农场及工产服务。最底层是壁报和黑板报。愈是在金字塔下层的报纸的数目愈大。全国性的报纸共约二十五种，省报约五百种，地方报纸约七千种。但是发行数量则是愈在他的底层愈少，从“真理报”在两三百万分之见，到车间报纸可能只打印一份贴在布告牌上。

切勿对一张纸发行一份的报纸耸耸肩膀。苏维埃人对这样的报纸是不耸肩的。他们重视并且评论这些壁报，而且把它们当作他们有计划的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它们显示了报刊再把中央路线与一个地区或一个团体的实际相联系方面所能采取的最远的一步。这些壁报都是被指派的一项任务，这个人南无对“真理报”就嫌过分具体；它们是把“真理报”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变位几百个苏联公民的语言和忧虑。“真理报”的编辑可能对马克思了解得更清楚，而壁报的编辑则对他的读者了解得更清楚。

苏联的报刊不仅是经过精心组织并且传布苏联全境，而且也受到精细地谈谈。苏联出版物的控制 控制苏联报刊的主要责任属于党。它不属于政府，这是意味深长的政府有一个检查部门成为glavlit，可是它不检查党的任何一级的出版物，也不检查国家统一出版局的书籍，也不检查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显然苏联大多数报刊都不包括在“总署”的业务范围之内。

实际上，政府并未设有新闻部。这个职务是由党的宣传鼓动部来行使的。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直接监督之下中央宣传鼓动部，并且在各级党组织中都有该部的分支机构。这个责任为什么交与党而不交与政府的理由，是完全符合理论的。政府是假定要消亡的。报刊是假定属于人民的。而人民的代表是党。再者，苏联的领导人对党作为利益的监管者和目标的决定着以及对报刊作为“群忠于党之间的纽带”，都是极为重视的。斯大林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工具象报刊那样成为当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精神上的纽带，也诶有别人的工具象报刊那样具有弹性”。

当与报纸的统制有三个方式。首先，尤其各级宣传鼓动部任命编辑，并由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鼓动部批准这些任命。他们首先得考虑当然是任用政治上可靠的人。在苏联建国初期，编辑技术不足的时候，任编辑工作的党员通常只要求他政治可靠性和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尽管苏联报刊的专业水平已经大为改进，但是无疑地政治而非专业的可靠性是苏联编辑的基本条件。应科尔斯引述专供苏联新闻工作者学习的课程名称以及他们的教科书每章的标题，证明我们成为“编辑技巧”的东西在苏联编辑工作者的学习中只占极小部分。反之，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世界政治。

2.党通过它的宣传鼓动部对哪种材料应该在报刊上发表以及如何处理这种材料，发出大量的指示。报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成为统发的材料 党政领导人的往来函件，公开演说和正式文件。对处理其他事项的指示常常极为详细。

3.当审查并且批评报刊。这个责任是认真地承担起来的。党的组织都有一个专门检阅和批评其相应一级的报刊的委员会。“真理报”保持对报刊的不间歇批评。各种全国性的专业报纸经常批评下级的报纸。除了这种正是批评以外，还有经常的“自我批评” 苏联人民的自我批评，这事就已经遵循的苏联习惯，这一习惯表现在经常有大量读者来信指出报纸在执行其任务中所产生的过失，这样，就看到了苏联报刊在经常的和彻底的审查中的情况。

人们已经指出，苏联编辑的职位决不是完全令人羡慕的。他的责任是把路线应用于他所了解的问题和观众。他的问题愈大，例如，在意自治区霍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他就与可能发生偏差或感到路线不是完全明确的。再者，他必须机警，以求适应路线的某些改变。如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的职业就完了。

许多苏联编辑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工作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对编辑一张“人民的报纸”的任务是怎么样的想法呢？当一个人在编辑一种报纸时，所注意的不是事实而是辩证法，不是新闻的时间性而是路线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种经验的最好的说明之一，来自柯艾斯基，他说：“逐渐地我学会了不相信我对实施所有的机械的成见，而根据辩证法的解释来看我周围的世界，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和确实幸福的境地；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技术，你就在不不受事实扰乱了；事情是自动地染上了适当的色彩而且落到它们的适当的地位。在道德上和逻辑上党都是没有错误的。道德上，因为它的目的是正确的，即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而且这种目的证明了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逻辑上，因为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无产阶级是历史中正在起作用的原则的体现者。”

苏联报刊的内容 苏联的报纸在我们看来是陌生的，就一点而论，是因为他几乎不登广告，这在一个没有私人企业存在的国家是可以料到的事。看起来更陌生的是它的编辑内容。在我们看来，他简直不能称为一张报纸。我们认为新闻是指最近发生的事件。对苏联的编辑来说，新闻是指对社会过程的解释。象应科尔斯在他的明白的讨论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时事；我们的报纸所反映的是变幻万千的时事；时事的情节有时可以其及时或以我们称为“人情味”的东西来补偿。反之，再引应科尔斯的话，“在苏联，主要的，而且从某一意义上说，实际上唯一的，新闻项目是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建成主义社会的一般努力。”“只要时事能够有意义低于这个过程联系起来，就被看作是新闻。因此，在三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报刊可以在几个月的期间把它的全部篇幅的大部分专门讨论起大汉诺夫运动，因为合理化的生产队增加劳动生产力是重要的。或从意识形态方面举例子，如果象“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一周间把差不多一般的篇幅专登在全国生物学者的“科学的”工作定出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上的’政策，并且确定遗传学中环境说对穿；传袭说之争的本质上的美国特点，只实际上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这正是“真理报”在948年8月的一个星期内对苏联生物学会议所做的事。”

严酷的事实是：攻击及时的新闻只是编辑想做的“”集体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的工作中的极小部分。在苏联看来，时事一定有很大的共同性也一样可以证明他要教导的东西。他的报纸的大部分完全不是新闻：它是党，是希望增加生产力的工产和农场工人和地方性的社团或学校在阅读时间的“学习”资料。就世纪的意义上讲来，苏联的编辑一定觉得他是控制着时事，而美国的编辑觉得他是唯时事之命是听。一个美国编辑宁愿在凯因以前的几分钟之内撒毁他已经偏好的材料插入一个重要的报道；反之，苏联的编辑常常能在一个月以前预先计划它的“内容和版样”，“并且在发行日的前几天就把这一期的百分之五十的新闻编排停当”。美国的观察者常常奇怪苏联报纸的工作人员如此之少。我们前已经说过，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来自中央委员会大量资料，并且经常得到指示。另一个原因是宣传鼓动部对利用“业余工作者写大量材料的重视。确实，一个典型的苏联报纸可以从那些与工作人员毫无联系但是提供自我批评，解释的文章或讨论马克思的理论的个人，得道多至四之一到一半篇幅的材料。

因此根据苏联官方的观点，他们的报刊是创造由人民的代表所掌有何管制的“人民的报刊”方面的伟大试验，这个人民的报刊的任务是按照“正确的模型”来为人民建造较好的社会。从我们的观点（而且可能是苏联领导人隐蔽的观点）看来一种受到严密控制的报刊，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给人民工作的，不让人民选择和决定，而是代人民作出决定，然后又要说服他们，不给他们任何选择的机会。

2.广播

在所有通讯媒介中，只有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是在苏联建过以后才有的。因此，广播是苏联政府有机会完全依照其自己的监本发展的唯一公众通讯工具。这一发展的性质，很自然地使我们额感兴趣。苏联的广播象欧洲的亚洲的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全国共约有一千五百万架收音机（矿石机计算在内）。并且有足够的全国性的和区域的电台来为他们提供服务。电视仍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可是去年发展的很快，现在约有一百万个电视机，并且有二十五个传送台。

但是令我们感到兴趣的事，苏联人利用他们的广播的方式。为了充分了解其特点起见，让我们回忆一下当美国社会将要有无线电广播或电视的时候的各种反应。这个社会的公民都盼望在他们家里有质量很高的娱乐，迅速得到新闻，对重大的社会事件，戏剧，歌剧，都“订好了座位”（在他自己的客厅中），以及——至少他们之中有些人——得到我们在“教育广播”众所论及的那种报道。广告商都盼望有新的市场。政府除了对线路的分配和保证邻近的的线路不受妨碍以外，并不特别干预此事。可是现在让我们假定一个苏联的社会将要无线电广播或电视的情况。广告商不感兴趣，因为差不多没有广告。公民感到兴趣，但主要的不是因为这个工具将供给他们以娱乐，因为娱乐并不是苏联广播的主要目的。苏联的无线电台播送一些好的音乐，而且电视也将放送音乐会，戏剧，但是大部分苏联的广播是对其听众讲话。那是在家里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因此，对苏联国家内发展事业最为关心的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因为他们懂得能够直接和经常与那么多的人民建立苏联的力量和便利。当与我们阅读关于广播工作的“决定”——我们指的是苏联党和政府对广播工作者所发出的指示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与关于报刊的“决定”的语调相似之外。无线电广播的任务，象报刊一样，是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而非服务型的任务。例如，这里是党告诉正接受新任务的广播员的话；“掌握几百万的听众，并且深入到我国的最广大‘死角’中去，苏联的无线电广播必须向最广大的群众床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必须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必须每天向工人们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必须传播全世界在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消息。”广播也要求对一般的教育和苏联公民的提高有贡献，尤其是“在卫生，基础科学和生产的技术方面”。最后，它要求“供给人民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休息的方法”。

什么是一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休息方法呢？这是决定许多广播员和出版者是否应该公开地受到批评或免职的尺度。应科尔斯在讨论苏联无线电广播的时候引述塔马金的话：“对那些日的仅只是世人听众消遣而不考虑某一事件的内容重要意义的材料，我们都拒绝广播。这种东西我们认为是有害的欺骗”。他继续印证罗斯多夫电台“似乎不能找到时间来广播某些来自西班牙的光荣的革命新闻，但似乎毫无不费力地找到了空闲时间来‘闲谈’非洲某地的一个人活到一百四十六岁”。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是“人情味”的事，在苏联看来都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喜剧演员若干不是讽刺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广播剧如果不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也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换句话说，这里有的是极为严肃的广播，不布道式的广播。它虽然也播送好的音乐，但它主要是教师和演讲者。他对千百万听众说出一个鼓动者如果可能和他的听众面对面时所要说的话。当他谈到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苏维埃国家的英雄，或相反地恶徒。当它谈论商业或经济学的时候，他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他谈论到具有地方色彩的活动人的趣味的事的时候，它总是力求照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基本过程的了解，把它们与这些过程联系起来。

在这方面，广播的实践与报刊的实践完全一样。广播员象编辑一样得到指示说，时事若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一般的解释没有联系，就是“无价值的”。甚至对广播，时间性是次要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于根据阶级斗争来解释广泛的历史湖流。

这个系统和他的控制。这个系统的性质我们无需多谈。向苏联各地播送的一群莫斯科电台，差不多二十四小时都广播，并且起着广播网总站的作用。应科尔斯指明他们的作用，就好象伦敦电台支队英国广播公司或纽约电台之对美国广播网多数加盟共和国地区都有它们自己的电台，这些电台转播一些莫斯科电台的广播，并且增加一些自己的节目。尤其是这些地区的电台都负责为他们的收听范围内的各种语言的人们服务。这些电台中任何一个电台的广播都可以在个别收音机直接收听，或经由一个有限广播网的踪迹收听到。这些有限广播网真正代表第三级的广播。他们的组成包括一个总收音机，一个扩音器和传达到各个家庭，工作场所和广场的高声传音机的电线。管理总受音机的人可以组成若干自己的节目，因此就像地方报纸和壁报一样尽可能地满足当地听众的具体需要。但是有线广播网主要地是以最低的费用和在最可靠的管制下把无线电（或也罢电视）广播传布到最多的地方的一种巧妙的设计。在苏联有几百万界限的传音机。很明显这种传播网较他种接听易于控制，因为听者没有目的选择。他不能调整它的收音机，在某种方式下，党报保证其控制广播就比保证其控制报刊的程度较大。广播是在全盟无线电广播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个委员会又受党的控制。在加盟共和国和地区方面以及在传播网方面也有类似的广播委员会负责管理区范围内的广播。党以我们论报刊时已经谈过的那三种方法控制一切广播，即是：以其可靠的党员担任要职，发出大量的指示和训令，以及经常的检查和批评用威胁和说服来使苏联的听众不受听外国的广播。如果人和苏联听众仍然想收听，那么各种干扰的电台网——苏联及其卫星国计有一千多个电台——日夜工作，来设法阻碍外国的信号越过铁幕。

3电影。在讨论苏联电影的时候，若只在以前所谈的关于苏联报刊和广播项下写“同前”，那是容易的。但是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布尔什维克自始认识到电影本质上的艺术性质。列宁谈到它的“精神影响”，此语未必是来自列宁。苏联的宣传者和制片者设法使电影中的审美要素服从于一切苏联的通讯工具所应尽的马克思主义的责任，这种实验有长期的历史。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强调电影的教育性质。应科尔斯印证列宁说过电影出摄制戏剧和戏剧外，还必须联系科学和生产，“而这一切必须引向一个单一的目标——为新生活，新风俗，美好的将来，科学和艺术的繁荣而斗争”。他称电影是“图片政论家”，“一种片的公开演讲”及“以一种吸引人的图片形式为我们的观念做艺术的宣传”。斯大林说电影是“一种伟大的和不可估量的力量。。。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并且提高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合适的战斗力”。换句话说，电影的基本任务与报刊和广播的任务是相同的——作为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审美的要素仍然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比如说，喜剧总是很难处理的。电影部部长承认“无疑地人难指出极有趣而同时又有智慧的喜剧”。在实践中，常常感到不制作戏剧或其轻松的影片是比较安全的。苏联的电影的题材却已经有变化，这一情况本身可以单独地作以及有趣的研究。这种变化显然由于相关的力量——艺术文学的湖流，观众兴趣的趣向（苏联的观众据说不喜欢看纪录片，这是可注意的）。以及最重要的，中央委员会对现实的特殊需要变动的看法。应科尔斯对这种题材的变化星做了评论。

当控制电影所用的方法适合报刊与广播一样。主要的责任是教育中央委员会的鼓动宣传部以及党的各级组织。这些机构批评，审查和知识电影制片者，并且也控制外国影片的书如何选择放映的影片。全国和各地区的演出者合作协会都有党员参加，而且无论如何都受到我们所谈到的控制和指示。

与其他集权主义制度的联系

按照我们的观点，至少苏联的制度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制度——确实是历史上最严密控制的制度之一。因此就发生了这个问题:它与本书前面所谈的集权主义制度以及纳粹德国所代表的现代集权注意哪里不同？

把苏联的集权主义与启蒙运动以前英国的集权主义相比较，或于近日自由世界许多国家内这汇总集权主义的现代遗物相比较叫，最明显的一件事是：在苏联的制度之下，报刊是国有的，而在其他集权制下，报刊大部分是私有的。广播系统常常是国有，偶尔某一权利主义国家也控制出版业或出版自己的报纸或杂志，但是在这些国家内的报刊虽然受到特许证，执照，同业公会，政府压力和检查的慎重控制，但一般的特点是私有制。就报刊的内容而言，结果可能差不多是相同的，苏联的制度，我们已经谈过，是由所有权，党员任要职，指示，审查，批评和检查来控制的。但在苏联以外的集权主义制度下的报刊，典型地都是商业系统的一部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专作政府的工具。较旧的集权主义报刊是是哦偶国家的约束，而苏联的报刊则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且是国家所有的。但是这不足以说明这种制度与概念的真正区别。让我们回忆一些其他或许较重要的区别：

1. 苏联的制度消除除了出版广播的谋利运机。因此报刊即可自由地尽其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的指责，而不是博取大众欢心竞争者。所有权的报酬不在广告销行的所得，而在于对公众思想影片。经营的报酬并不是繁荣的副产品，而是宣传上的正统和技巧的副产品。决定其成功或其失败的也就不是公众，而路线和政权的少数掌官者。

2. 苏联的制度积极地和明确地规定公众通讯工具的作用；而较旧的极权主义却是消极地限制它。这就是说，在典型的集权主义国家内，报刊不允许做许多事情，其中大部分涉及对政权的批评意见。在苏联制度之下，重点却是要求报刊去做某些事情。苏联人并不禁止报刊批评政府，而是欢迎人们对政府的次要工作和工作人员提出批评。但重点放在报刊必须做的事情上，比如，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等等。换句话说，苏联的报刊完全是工具；而在较旧的极权主义下，报刊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决定自己的任务作用的标准。

3. 苏联制度的建立是在位变革的一部分，而协助完成这种变革，这一点较旧的极权主义制度为甚。“揭露”资本主义的“恶毒隐谋”，及促使资本主义的最后灭亡和无阶级的社会的到来等，总是指派给报刊的任务。反之，较旧的集权主义制度主要是受到维持现状观念的支配。执政的政府失窃网避免可能影响其他地位的批评和揭露。苏联的制度确实是要维持苏联的现状，但是现状的内容总在变化与发展之中。

4. 有一个较为一般的方式来说明某些不同之点。简单地说，苏联对公众通讯工具采取一种极权主义政策的理由，与较旧的集权主义国家的理由大为不同。苏联的行动是根据经济决定论，而不是根据神权。苏联的极权主义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概念上，期日的是通过一个阶级的统治，最后达到无阶级的社会。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较旧的集权主义是基于一种企图维持下去的严格的阶级制度，要求较低的阶级遵照统治阶级的医院服务。苏维埃国家制度本身有变化的种子。这个制度的设计师要在国家真正消亡的时候，公众通讯工具仍然可以在党的或代表这一阶级的任何组织的指导下继续工作。在较旧的制度中，没有这种变化的规定。

5. 最后，明显的，苏联的公众工具时整个通讯制度的一部分，并且使整个政府的一部分，其情况与过去的极权主义不同。苏联的制度是有计划的制度；较旧的制度是受管制的制度。苏联的公众通讯工具是和党及其外围组织，口头鼓动，控制和监视机构妥帖地混在一起的。因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报纸，好像苏维埃国家队伍中的一名土宾，它通过既定的路线接受命令，与其他土宾一同进军，从整个的军队得到重要的特色和个性。反之，在较旧的制度中，公众通讯工具很少拧在一起的。十七世纪主要的伦教包可以由其个性，它只收到其可以讨论的事项的限制。从某一意义而言，它是政权的工具，但与证券的活动拧在一起情况，与乌克兰的报纸不同。这种拧合适一种手段，旨在我们这个世纪中才逐渐接受和完善起来。布尔什克和纳粹指出了道路。

这引导我们去谈谈纳粹的公众工具。把纳粹和苏联的制度概括在“极权的”一词之下是非常容易饿而又不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把本书所谈三个主要的制度就的极权主义，自由主义和苏联的制度———视作—个三角点，那么，纳粹的制度就属于三角形中就极权主义和苏联之见那一边的某处。在某些方面它更像着一个，在其他方面它有更像那一个。让我们把纳粹的极权主义的某些方面于苏联比较一下。

1. 明显，这两种制度在极不相同的哲学假定下起作用的。苏联的制度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有“倒过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纳粹是根据黑格尔（没有倒过来的），康德的责任哲学和费希特的民族主义。纳粹没有苏联的唯物决定论，在他们的思想上却有一种神秘主义，一种有点模糊的对精神的信赖，种族的遗传和“正确的观念”，这于苏联相信有直接从马克思来的“正确路线”正成有趣的对比。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制度起始于完全不同的来源，而后来却常常用同样的策略。比如，纳粹向苏联一样地轻蔑“客观性”。哈达莫夫斯基曾说过‘：“不偏不倚”是对任何软弱性格的一种威胁。“客观的报刊”对凡属为郭伟民的事总是赞成的；但不是那些想在某一名义下统一起来实现民族主义的人所需要的。。。养成这种人的这类报刊（它自称是自由的，独立的，中立的，无党派的，超党派的和客观的必须改变或在德国绝迹。只有一个目标直指的报刊做巨大的努力，那就是国家。”谈到官方的纳粹报纸“人民观察者报”时，他说：“与那些认为世界在绕着它们旋转的报纸的野心不同，国社党的宣传机关报既不要成为一种新闻纸，也不想要成为客观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词汇不同，但是情感是熟习的。

2. 纳粹大半容许他们的公众通讯工具保持私人所有权。在这方面，他们比苏联的极权主义更象较旧的集权主义。

3. 在另一个方面，他们比苏联的极权主义更苏联制度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工具画得更严密拧合的制度。他也向苏联制度那样被用来促成变化——使纳粹的势，中心教育和改造德国人民，帮助纳粹军队。由于纳粹制度产生时的条件及其使用的起概况都于苏联的不相同，它就必然于苏联的不同。因此，布尔什维克是一速度而距离的革命方法掌权的。他们必须为取得政权而斗争，但能设立一种控制制度和有计划的通讯网。反之，纳粹是逐渐执政的，而大部分是通过由程序的方法。他们继承了一种比苏联的制度发展得更为完备得多通讯制度。在长期内他们很少利用到报刊的这个事实使他们能够改善了群众大会的技巧。象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们早已经看到党组织的重要性，并且发展了一个斗争的党。但是他们大半是在设法利用已经发展制度，并且当作国家的工具来利用它。布尔什维克能够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并且使他更好地完备起来。

4. 纳粹象布尔什维克一样，逐渐依赖强迫与说服的结合。纳粹用语是“观念，宣传和权利”。他们许多控制手段与布尔什维克的手段正是一样的——比如，使党员担任重要的通讯工作，发出政策指示，威胁，监视。他们一定要支配通讯的“脉管”-比如电讯新闻事业及无线电广播网。报刊使他们伤脑筋的情况是在苏联没有的，或许因为纳粹从未受到报刊，而且德国有一自由而直言报刊传统，它的势力大而不能只以威胁和轻微的强迫使之保持沉默。哈达莫夫认为“真正的自由和客观性旨在对一个伟大的事也有用时才是可能的。”但是他从来没达到极权主义的那种程度，以致使整个报界成为纳粹党和政府的真正工具。

5. “针织典型”与“布尔什维克的典型”可以相比。纳粹说一个复活的德国需要“依照领导者（希特勤）的模型形成，并且依据若干指导原则在种族上选择”一种“政治典型”。“这种典型的形成，必须以一切可用的方法来造成舆论而达到”1.向苏联人一样，纳粹党徒模式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舆论的概念。像苏联人一样，他们重写历史书籍和政治教科书，依靠青年一代来产生大部分所希望的“政治典型”。看到这两个制度表示本质上相同的概念，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个相同的观念是：公众通讯工具必须把公民改造成为国家的真正的工具。

6. 最后应该指出，两方都有相当大的程度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俄国当领导者自己承担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责任来给两万万人“正确路线”，既不容许偏离，也不容许讨论，而且把苏联的全部资源存放在他们的感觉的正确上。纳粹党徒也力求照着“领袖”的想象创造的国家。他们重新解释上。在两种情形下，普罗米修斯的领导者都不犹豫地牺牲大多数的人来供奉他们的信仰的圣坛——虽然一种是崇拜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系特勤之类的多少是不合理的和神智不清的神，而另一种是崇拜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之类的到底唯物主义的神，虽然两者同样都是不合里的。

苏联概念和我们自己的概念

最后，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有什么意见？我们的制度已经较早地早这本书中加以及充分的说明。向我们已经力求知名的，这两种概念和制度是如此的不相同，以致在它们之中成长的人很难找到甚至于谈论它们的共同论据。这两种制度所根据的哲学是极不相同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决定论和结局斗争；另一方面，启蒙云顶的唯理主义的，自然权利哲学。对人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人是可以训练的。人本身并不重要，需要普罗米修斯式的领导；另一方面，人是有理解力的，有辨别力的，完全能在一个“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中”任意购买。对国家的概念几乎是相反的————方面，一个民选的民主制度，当官辖得少的时候就被认为是管辖得好；另一方面，一种自封的专政，认为是使人民不受不正确的或令人误解的观念的影响的“照管者”。关于真理的概念也是相应的不同——方面，以论辩和审核证据达到结论；另一方面，用现成的理论曲解事实而得到结论。关于控制的概念也同样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以所有权，党籍，指示，检查，审查，批评和强迫，加以极端的和完全的控制；另一个方面，在自由市场中，真理自动校正的过程，而受最小程度的政府控制。一方面，极为强调责任；另一方面，极为强调自由。基本概念之不同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两种制度在“自由”的旗帜下进行的状况，虽然他们用这个名词世纪不相同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从这个长表中选出两个不同之点，而且放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永志不忘，我想我们应该选择下面的两点。

1. 我们应该注意苏联的传统和我们的传统的不同之点，基本上是马克思和米尔的不同之点。这两位哲学家都是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有关系。但是马克思要以改善社会的方法来改善人——确实的，要利用人作为改善社会的机器来改善人。反之，米尔要首先改善人来改善社会。因此在这两种传统之中，我们有类似的但是相反地概念。在苏联方面，他们要做的是改善社会；工人阶级的权利，无阶级的社会等等。在苏联方面，他们要做的是改善社会：工人阶级的权利，无阶级的社会等等。在我们的这一方面，他们要做的是改善个人的命运：人的权利，个人自由等等。

2. 我想我们应该记得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主要是受少数普密尔修斯式的领导者的指示，未达到预定结果而利用的工具。在我们的制度之下，公众通讯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一种的工具，而且用来——不是为了预定目的——作为社会的和大众的需要，利益，趣味和观点的表示，是由报刊的所有者和精力所观察出来和解释的，其母的在于销售一种有用的产品。在苏联的观察者看来，我们的报刊因此是不责任的和无程序的。在我们看来，苏联报刊使“被养活的”和“奴隶性的”。在苏联人看来，我们报刊的多方面的特质，是了率直，无节制的批评和冲突在表示我们国家的护身器的弱点。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是我们的最大力量。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会表明谁的评价是较好的。